【兩會特刊專題】政府采購與對外開放（2）

“藍色巨人”站在誰的肩膀上

本報記者 賈璐

“先進軟件的發展在新一代軍事與商業系統的推廣及可靠性方面越來越成為一項重要的制約因素”，《美國國家關鍵技術報告》這樣表述。軟件技術的研究和軟件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是美國政府政策扶持的重點，而翻看IT業界“藍色巨人”IBM的成長史，不難發現這一點。

早在1933年，美國制定了《購買美國產品法》，規定凡用美國聯邦基金購買供政府使用或建設公共工程使用的商品，若非違反公共利益，或質量不符合標準，均應購買美國貨。根據此法案，只有在美國商品價格高于外國商品價格25％的情況下才能向國外購買。此外，美國還通過“提高技術標準”、“增加檢驗項目”和“技術法規變化”等技術壁壘，提高外國高技術產品的進入門檻，保護國內高技術產品市場。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促進美國高技術產業發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到1968年的十幾年，被稱為“美國科技的黃金年代”，其間美國的微電子產業、航空航天產業和計算機產業迅速興起，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IBM也從中分得一杯羹。1964年4月7日，IBM推出了劃時代的System/360大型電腦，讓單一操作系統可適用于整系列的計算機。IBMSystem/360同時還和多項世界第一聯系在了一起，如協助美國太空總署建立阿波羅11號資料庫、完成太空人登陸月球計劃、建立銀行跨行交易系統以及航空業界最大的在線票務系統等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對其品牌價值推廣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上世紀90年代，在克林頓政府的“全面經濟計劃”中，為鼓勵創新產品開發，僅就計算機相關的新產品的政府購買支出就達90億美元。這項計劃對IBM的發展無疑是一針強心劑。當時，通過政府采購，美國扶植起了包括IBM在內的一批國際IT業巨頭。

IBM甚至專門推出了針對政府的渠道計劃——IBMPublicSectorEdge。這個計劃對渠道政府銷售伙伴的支持非常全面：咨詢服務、培訓、售前、方案打包，市場推廣基金、低率貸款等專門的政府渠道門戶網站支持等等，一應俱全。IBM的這個計劃堪稱全球政府渠道計劃上乘之作，而且在全球的政府渠道伙伴網絡勢力也非常龐大，全球注冊加盟政府渠道伙伴近4000，其中方案供應商2500家左右，教育渠道伙伴近900家。難怪IBM走上層路線有辦法，IBM在政府中有很多用戶。如美國聯邦總務局目前采用的IBM服務平臺LotusNotes，整合了電子郵件和文件應用程序，提供給美國聯邦總務局的1.5萬名雇員使用。這些應用程序安裝在美國聯邦總務局的服務器及其用戶的電腦上。

而在2008年，IBM也遭遇了在該國政府采購中的一場小風波。當時，該公司及其部分員工因與環保署之間的一項新合同而受到司法部門調查，同時暫時被禁止獲得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的新合同，甚至被禁止競標。但經歷了這樣的小波折，IBM在美國政府采購領域的訂單依然炫目。據統計，2010年戴爾與IBM兩者在該國政府采購領域的合同額加起來仍處于絕對領先地位。

啟示：美國政府一向重視對高新技術品牌產品的采購，并采取貿易制裁措施保護自主品牌和本土產業。政府采購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尤其是新興產業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很多著名的高技術公司在其發展過程中都受益于政府采購。美國政府機構不僅采購產品，還采購研發服務，政府與研發企業共同承擔風險，企業即使研發失敗，也能得到一定的補償。政府在與企業簽訂研發合同時，都要求企業必須將研發成果共享，這樣就簡化了研發過程，提高了研發的成功率。

班加羅爾成功的奧秘

本報記者 賈璐

清醇的印度干啤、夢幻的音樂舞臺、浪漫的“酒館文化”、獨特的南亞風情……作為南亞特大城市中無可爭議的王者，印度班加羅爾獨樹一幟，重新詮釋了“美輪美奐”的定義。然而，作為印度最有活力的城市，班加羅爾最聞名遐邇的還是讓其戴上“印度硅谷”桂冠的軟件產業。

“印度硅谷”班加羅爾成功的奧秘是什么？讓我們把日歷翻到上世紀50年代初。當時，印度剛剛獨立，尼赫魯政府為選定印度的高科技發展基地煞費苦心。最終，空氣質量良好，符合精密制造業研究發展要求的班加羅爾脫穎而出。也是從50年代開始，印度負責火箭和衛星空間研究的國防研究發展組織、印度科學研究組織、國家航空實驗室、印度斯坦飛機制造公司等一批國字頭的高科技研究機構在班加羅爾安營扎寨，形成了以空間技術、電器和通訊設備、飛機制造、機床、汽車等產業為龍頭的一批產業，逐步奠定了班市雄厚的科研基礎，成為印度有名的“科學城”。

1984年，印度總理拉•甘地提出了“用電子革命把印度帶入21世紀”的口號。1986年印度政府頒布計算機軟件政策，為軟件的發展創造了各種有利條件，如提供資金（包括外匯）、組織人員培訓、簡化投資和進口的手續、減免國內貨物稅等。

在這種契機下，上世紀80年代末期，班加羅爾開始吸引了國際軟件和高科技公司的注意。1987年，德州儀器開始在班市開展外包業務。1991年，國際商用機器IBM進駐班加羅爾。隨后，通用電器也在此設立研發中心。1999年，印度成立信息科技部，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專門設立IT部門的國家之一。2000年10月17日，印度IT法案生效，為該國電子商務的穩步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該國政府確定了優先發展軟件的戰略,為班加羅爾明確了“軟件立市”的發展目標,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與措施。記者了解到，班加羅爾軟件科技園注冊為獨立的自治機構。軟件科技園的主管擁有強大的權力,他們有意識地像“朋友、哲人和向導”一樣為產業提供服務。

在IT產業的發展中，印度政府極其重視對本國政府采購市場的保護。據印度有關媒體報道，印度聯邦的一份內閣文件明確提出，印度政府采購項目的大部分均應是“印度制造”，其適用范圍將被擴展至更多的招標項目，包括政府各部、國有部門、政府研究機構、印度“公私合作關系”項目資助的所有工程以及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提供資金的項目。在“印度制造”中，當然也包括班加羅爾的軟件產業。

而在去年下半年，印度方面傳出消息，該國將以“國家安全”為名強制要求政府部門采購本國貨，以此來扶持本國信息產業發展。當時，來自印度電信部的一份機密記錄顯示，印度聯邦內閣正在籌劃4項政策方案，包括激勵企業在城鎮建立電子集群；強制所有政府部門采購國內企業生產的電信、IT硬件及電子產品；建立一項電子研發基金并設立國家電子藍圖；到2020年，印度移動公司采購的電信網絡設備級其他基礎設施中，至少有80%都應是來自國內制造商。從這份機密記錄中不難看到印度政府采購市場對該國信息產業發展的大力扶持和保護。“印度硅谷”班加羅爾成功的奧秘正漸漸清晰地顯現出來。

據了解，在政府采購本國保護政策之外，該國還在關稅、所得稅、貨物稅和勞務稅及進出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扶持政策等方面對本國信息產業發展進行全方位扶持。

啟示：印度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規定該國政府采購項目的大部分均應是“印度制造”，針對電信、IT及電子等產業，印度聯邦內閣擬將激勵企業在城鎮建立電子集群；強制所有政府部門采購國內企業生產的電信、IT硬件及電子產品；建立一項電子研發基金并設立國家電子藍圖。據了解，到2020年，印度移動公司采購的電信網絡設備及其他基礎設施中，可能至少有80%都應是來自國內制造商。此外，為減少市場波動對微型和小型企業的影響，印度內閣還鼓勵公共部門采購微型和小型企業產品。

三星電子起航創新法令作帆

本報記者 張靜遠

作為韓國民族品牌的代名詞，韓國三星集團儼然成為韓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于這個國家來說，三星和現代、大宇等大集團已然成為國家品牌，其創新能力是整個國民創新力的一個展示窗口。如今，大企業的發展史已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而政府采購作為國家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三星等大集團的發展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1969年對于三星乃至整個韓國而言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三星電子和三星電機分別成立。這兩個時間意味著這家早在1938年就成立了的老牌對外貿易公司終于進入了屬于它自己的角色。而上世紀60年代末的韓國正處在這個國家第一次城市化進程以及產業革命的風口浪尖上。1960年到1987年，韓國城市化水平從35%提升到了74.6%，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產業則正在從輕紡工業向重工業傾斜，而韓國以技術立國尋求經濟增長的產業轉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三星電子的成立意味著三星集團的眼光超出國家速度整整早了一個年代。

三星電機的存在則意味著這個大財閥集團仍需依托時代特有的廉價勞動力作為一個階段內的生存力量。1973年8月，公司的第二個“五年管理計劃”使三星進入造船工業。在國內，軍方成了三星在一個時期內的重要貿易對象，政府采購對這一時期的三星意義非凡；在國際貿易中，質優價廉的重工業也讓三星成為“韓國制造”這個詞語背后的一股強大助推力。

一切的運轉似乎都井井有條，企業盈利豐厚，公司不斷擴張。而三星商會的會長李健熙卻時時愁得睡不著覺：“除了老婆和孩子，我們得換掉所有東西。”在李健熙的帶領下，原本已枝繁葉茂的三星踏上二次創業的征途。這次，三星趕上了國家創新體系的良好政策：鼓勵經濟發展方式從勞動密集型轉向依靠技術立國。

這段時期，韓國遭逢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重創。國家創新系統再次啟動，這次，技術創新系統得到了強調。政府從宏觀層次上把握科技系統化發展，鼓勵全國企業共同擺脫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弊病，全國企業共同提高國家創新能力。企業成為國家創新系統的主體，同時也是技術創新活動和投入的載體。政府運用法律法規手段促進企業與大學或科研機構進行聯合研發，規定大企業必須設立R&D（research&design研發機構）機構。而原本就打算在二次創業中狠狠轉型的三星更是在這些政策的激勵下獲益良多，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三星就發展成為韓國第一大企業集團。通過這次重組，三星電子確立了今天世界性的提供家電和情報通訊產品的公司的基石。

如今，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年代，受加入GPA的影響，韓國政府采購對民族品牌的扶持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旗幟鮮明，但是過去的時代讓三星這些民族品牌在人們心中深深扎根，支持自主創新產品似乎已經是每個韓國公民隱含的義務。如今的三星早已羽翼豐滿，在世界電子產品舞臺上翱翔搏擊。

啟示：在韓國，政府采購是國家創新系統中的一環。國家創新系統（以下簡稱NIS）即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追趕和跨越，必須將技術創新與政府職能結合起來，形成國家創新系統。韓國政府對本國通訊電子行業的扶持方面就凸顯了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就堅持采購本地通訊設備來滿足需求。政府采購雖然并不直接扶持三星等大型電子類企業，但是它提供的市場份額卻是令其矚目。據悉，韓國的中小企業占到99%，但是政府采購中被大集團占領的市場份額卻高達7%。

社區交通企業打敗行業巨頭

本報記者 趙輝

為了籌辦2012年倫敦奧運會，英國早在幾年前就開出了規模龐大的采購清單，引發了一場盛況空前的競標大戰。一家名為E&HCT的社會企業，出人意料地擊敗了包括國家特快集團、東倫敦巴士集團等在內的5家交通服務運營商，成功贏得了倫敦奧運會的交通服務合同。

E&HCT實際上是由ECT和HCT兩家交通行業的老牌社會企業聯手組建的。在英國，社會企業有超過160年歷史。政府把社會企業界定義為有某些社會目標的企業，而其盈利主要按它們的社會目標再投放于其業務本身或所在小區，而非為企業股東和擁有人賺取最大利潤。政府認為，由社會企業提供公共服務（如小區交通、廢物管理及醫療和社會護理)，較利潤掛帥的企業有其自身優勢。社會企業切實反映了英國政府所倡導的“大社會”理念，大社會鼓勵公民參與，而2012奧運會正好是“大規模參與的一個催化劑”。

作為英國頗為知名的社會企業，HCT集團30年前創立的初衷只是為倫敦Hackney地區無法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提供價格合理的社區交通服務。2001年HCT與倫敦運輸局簽訂了一份主流路線合同，開始在倫敦經營153條公交路線，實現大跨步發展。就這樣，HCT從一個僅由少數幾名志愿者和兩三輛小型巴士組成的小公司成長為一家擁有700多名員工、320多部車輛、在倫敦和約克郡坐擁9個客運站的大型社會企業。如今，HCT每天提供交通出行超過3萬次，每年服務累計超過100萬人次。

HCT通過公開招標獲得了這些公共服務合同。在公共服務上，HCT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都形成了挑戰。奧運籌建局交通部的主管表示，E&HCT之所以中標，是因為他們力求改變所服務區域的承諾，尤其是針對當地的失業群體，E&HCT聘用他們，提供培訓，讓他們來駕駛車輛。另外，他們在全國各地已經提供了大量優質的交通服務，業績顯著，且物有所值。倫敦奧運交付管理局制定了旨在保證所有公共采購合同公開和公平競爭的采購政策，并且保證公共采購在成本和奧運會遺產可持續方面都盡可能物有所值。

正因為像HCT這樣的社會企業能夠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務，在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上，社會企業成為公共部門的幫手。然而，公共部門的采購者往往重視經濟節約和生產量，小企業沒有資金投入到投標的準備之中，也沒有能力實現成功所需要的增長。據統計，英國政府每年用于采購公共服務的資金高達2360億英鎊，目前僅有約11%的公共服務合同由社會企業與慈善組織執行。英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幫助社會企業贏得公共部門合同的手段。

例如英國國民健康服務機構（NHS）為采購人員舉辦培訓課程，讓他們了解和接觸社會企業。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已在它們的采購規定中，加入一項社會條款，例如須提供培訓和創造本地就業機會。該條款可打消那些不承諾支持某些社會目標的企業競投公共服務合約的念頭;另一方面則可增加社會企業取得有關合約的機會，同時并不違反和削弱公平競爭的原則。此外，建立網上采購平臺，如為了公布倫敦奧運會的相關競標項目，英國研發了名為CompeteFor的在線競標系統，增加了小型企業贏取奧運服務合同的機會，同時也鼓勵大型企業能夠將其獲得的合同再分包給一些小型的企業。

啟示：不久前，英國《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終審通過，它要求英國公共部門在履行公共服務合同時，必須考慮如何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福祉。同時在采購進程中選擇目標機構時，不能只考慮低價的因素，而必須考慮社會、經濟與環境價值，以一個公平的價格購買真正造福于當地社區的公共服務。這項歷史性的勝利將幫助成千上萬的社區組織、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贏取并提供公共服務合同。政府成立了跨部門小組，以確保不同政府部門在制訂政策和提供服務，以及在更改法規、行政做法和財政政策時，充分考慮社會企業的情況。此外，政府還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加強社會企業的公共采購能力，例如就競投公共機構合約向社會企業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