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慢"增長是中國經濟必然反映

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 

財政收入“慢”增長怎么看

制圖：蔡華偉

當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是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使然，也是處于深度調整期的中國經濟在財政收入上的必然反映，對此，我們應當以平常心面對

減收因素中，既有經濟增長趨于平緩的影響，也包含政府主動讓利、為企業減負的考慮

今年一季度，全國公共財政收入32034億元，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財政收入的增速，不僅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而且低于全年8%的預算收入增幅，更與前些年動輒20%以上的快速增長形成強烈對比。

財政收入出現“慢”增長，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是否屬于正常現象？政府財力增長放緩，重點領域的投入和民生支出能否得到保障？

經濟增長趨緩，以及一些政策性減稅因素，導致稅收增速放緩

“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幅較低，特別是中央財政收入出現同比下降，減收因素中既有經濟增長趨于平緩的影響，也包含政府主動讓利、為企業減負的考慮。”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表示。

賈康分析，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大頭”。 今年一季度，全國稅收總收入同比增長6.0%，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4.3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趨緩，導致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增速放緩；還有一些政策性減稅因素，比如去年實施的“營改增”改革試點，支持鮮活農產品生產流通免增值稅政策，今年實施的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征收個人所得稅政策，以及支持流通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等，也影響到稅收收入的增速。

從目前情況看，上半年經濟有望保持去年第四季度以來溫和回升的平穩增長態勢。隨著去年同期收入基數較高等特殊因素減弱，中央財政收入增幅會由一季度下降轉為二季度小幅增長。但受經濟增速平緩的影響，加上推進“營改增”改革帶來的減稅效應，今年財政收入增長不會太快，更不可能出現前幾年那樣的大幅增長。

7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當經濟放緩時，稅收收入增速可能更低

“經濟決定財政，是早已為人們熟知的基本規律。隨著中國經濟由快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并進入個位數增長階段，財政收入的增速自然會相應地減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

高培勇說，在中國的現行稅制體系下，7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這意味著，我國絕大部分稅收收入是與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綁在一起的，會隨價格的漲跌而升降，隨價格的輕微變化而劇烈振蕩。

當經濟快速增長時，稅收收入的增速可能高于經濟增速；而當經濟增速放緩時，稅收收入的增速可能比經濟增速更低。從2011年三季度起，我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明顯回落，并趨近于GDP增長速度，應屬意料之中的事情。

“持續多年的中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1994年財稅改革的產物，是對以往財政收入增速持續下降的矯正，具有相當的補償性質。”高培勇表示，既然是補償，那么這種補償便不會是無止境的。在補償到達某一節點之后，它必然要回歸正常軌道。也就是說，財政收入的持續高速增長，是某一發展階段的特殊現象，只有與經濟增速相適應的財政收入增長，才是常態。

為企業減負，營改增試點地區將擴大到全國，2013年企業將減輕負擔約1200億元

盡管當前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但新一屆政府推進稅制改革、為企業減負讓利的步伐仍在加快：自8月1日起，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地區將擴大到全國，并將擇機把鐵路運輸和郵電通信等行業納入試點。據測算，試點地區擴至全國，2013年企業將減輕負擔約1200億元。

賈康說：“營改增這樣的減稅大動作，當然要造成財政收入的減收。面對財政收入‘吃緊’和企業經營困難，政府選擇通過改革為企業減壓，自己則將承受更大的財政減收壓力，彰顯出新一屆政府勇于擔當的魄力和銳意改革的決心。”

營改增在為企業減負的同時，對于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也正在逐步顯現。

最早開展營改增試點的上海，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提高兩個百分點，占比首次超過60%，增加就業14萬人；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逆勢上揚，超過20%。

江蘇省實施營改增半年來，服務業也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好勢頭，截至4月20日，在研發和技術、文化創意、有形動產租賃、鑒證咨詢、物流輔助服務業五大行業，全省新增企業戶數分別增長67.44%、41.16%、39.59%、29.17%、23.46%。

“營改增作為規模最大、涉及范圍最廣的一項結構性減稅舉措，通過增加民間可支配收入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相比眼下財政收入多收個‘三五斗’，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意義更重大，影響更深遠。”高培勇說。

財政收入“慢”增長，過緊日子只能緊政府不能緊民生

“當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是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使然，也是處于深度調整期的中國經濟在財政收入上的必然反映。對此，我們應當以平常心面對。”高培勇表示。

“過緊日子，只能緊政府不能緊民生。現在，我們在民生方面還有很多支出，需要進一步加大支出力度。”賈康指出。保障房建設需要投入，正在進行的新醫改也要增加投入，教育支出去年達到了4%的目標，這個目標仍然需要鞏固。因此，政府要把錢用在“刀刃”上，對一般性支出進行嚴格控制，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同時，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切實保障重點領域的民生支出不縮水。

高培勇認為，不少人已經習慣于以支出買政績，更有人已經形成了年年瓜分“超收”、歲歲改善福利的思維定勢和行為模式。對于這些長期存在于我國經濟社會運行過程中的體制性“頑疾”，應當有清醒的認識并加強治理。

比如，要防止一些地方為了緩解當前的收支矛盾，以及延續政績風光的需要，而對稅務機關攤派超出實際的“硬任務”，從而向企業和居民收取“過頭稅”；防止一些政府部門動用非規范性手段攫取非規范性收入，從而重蹈“亂收費”覆轍；加強地方債務規模風險控制，防止可能引發的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等。

高培勇認為，政府“過緊日子”決不能停留于喊口號，更不能止步于短期操作，而須將其作為一種長期戰略，融入于財政和經濟的運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