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所值”，怎么評判？

“物有所值”，怎么評判？

■ 本報記者 周琳娜

眼下，一場關于政府采購“物有所值”價值目標的大討論正在業(yè)內如火如荼地開展。

要從注重節(jié)資反腐向實現“物有所值”轉變——2013年全國政府采購工作網絡視頻會議提出這一要求。此后，“物有所值”迅速成為政府采購人關注的焦點。

究竟應如何解讀“物有所值”？它有何社會意義？“值不值”的評判視角和標準是什么？隨著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物有所值”是否適合作為現階段政府采購的制度目標？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業(yè)內專家和政府采購工作者。

“物有所值”是目標，也是評價標準

談及如何理解“物有所值”，海南菲迪克招標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彭時明概括出八個字：物當其用，價當其值。彭時明所說的“物當其用”，是站在需求角度而言的，也就是政府采購需求設定要體現出適用性；而“價當其值”則是從價格角度出發(fā)，要求在一定范圍內充分競爭，形成合理成交價。

國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員呂漢陽從三個層次闡述了他對“物有所值”的理解。一是直觀上的性價比最高，即價格和性能綜合考慮最優(yōu)；二是從全生命周期來衡量的價格最優(yōu)，即從采購、使用到處理的全過程成本最低；三是綜合經濟、社會效益考慮的性價比最高，這需要將質量、價格和效益進行權重分配后綜合評價。

記者發(fā)現，性價比、生命周期等是多數受訪者理解“物有所值”的維度。內蒙古政府采購中心主任劉恒斌指出，“物有所值”的內涵并非字面意思那么簡單，必須站在政府職能轉變和體制改革的高度進行解讀。而在浙江省財政廳政府采購監(jiān)管處張旭東看來，“物有所值”的提出，實際上是提出了政府采購績效理念，也就是該省財政廳廳長錢巨炎所說的“政府采購不只是簡單地‘用好錢’就可以了，而是實現更高層次的目標，即政府意圖。”

事實上，追溯到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物有所值”有著深刻的社會意義。“這場運動提倡‘重塑政府’，其要旨是對政府角色進行定位，主張通過民營化等形式，實現決策制定和決策執(zhí)行相分離。由此必然帶來如何對社會承接主體提供的公共服務進行評價的問題，此時，‘物有所值’恰恰是作為評價標準出現的。”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副院長姜愛華表示，“物有所值”是目標，也是評價標準。

“值不值”的評判視角

作為評價標準，“物有所值”又該以何種視角評判“值不值”？姜愛華給出的答案是基于納稅人的視角。她分析指出，從根源上講，政府采購所用資金是納稅人繳納的稅款，應站在納稅人的角度評判是否達到最佳物有所值。

當然，納稅人和公眾都是抽象概念上的一個集合。姜愛華認為，這個集合數量龐大，且專業(yè)知識有限；更重要的是，“物有所值”是個多維度目標，納稅人或公眾很難完全站在國家宏觀調控層面考慮問題。因此，設定“物有所值”的標準是由納稅人的委托代理人——政府根據自身的績效目標來具體實施的。

與其觀點類似，劉恒斌認為政府采購是公共事業(yè)，評判“值不值”應該站在公眾立場上進行綜合評價。而從整體上看，評判因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項目立項的必要性、采購預算的合理性、采購執(zhí)行的規(guī)范性、政策功能發(fā)揮的有效性，以及采購質量、價格和服務等。

不過，呂漢陽認為，“值不值”是對采購項目而言，需要設計一套政府采購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來評價其“值不值”。彭時明補充說明，具體到采購項目，由于不同性質的項目要實現不同功能，因此“值不值”的評價體系肯定是多元的，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某政府采購業(yè)內專家則建議，可從項目分類的角度建立評價體系。“如對于維持機關單位運轉的項目，‘值不值’主要考慮適用性和性價比；對于公共服務類的項目，除考慮價格外，還需考慮服務對象的滿意度；對于具有政策導向的項目，不單要考慮經濟性，更多的是其政策效應。”

“值不值”的評判權力

對于“值不值”的評價權力歸屬，呂漢陽認為應該屬于采購人，當然采購人可以授權給采購代理機構。監(jiān)督權屬于財政部門，社會公眾和媒體有監(jiān)督的權利。

“在評判‘值不值’的過程中，采購人的‘物有所值’和納稅人的‘物有所值’目標可能發(fā)生偏離。”姜愛華提醒道，因此需要借助監(jiān)管部門來監(jiān)督“物有所值”的實現過程，并由第三方評估機構評判是否實現了“物有所值”。她告訴記者，在國外，第三方評估對“物有所值”目標的實現起到重要作用。如英國審計署每年需出具約60份公共服務“物有所值報告”，內容涉及主要政府部門、大額支出領域、物有所值的主要風險、熱門話題和對各部門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事務。

江蘇省政府采購中心副主任龔云峰則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采購官員制。在這種制度下，采購官員是采購活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精力將放在“物有所值”的實現上。由于采購官員承擔決策權，因此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并接受社會監(jiān)督。

而無論是由采購人評價、第三方評價還是采購官員評價，在呂漢陽看來，這都涉及政府采購監(jiān)管問題及績效評價問題。他建議，為便于社會公眾和媒體的監(jiān)督，國家應當立法，規(guī)定評價結果信息公開。多數受訪者紛紛表示，實現“物有所值”，還需借助采購行為和采購信息的完全透明化。

采訪中，在肯定“物有所值”制度目標必要性的同時，部分受訪者還表達了他們的憂慮：如果缺乏科學定義和有效引導，這一理念能否得到有效推廣，并真正落到實處？

龔云峰表示，從我國政府采購所處的階段看，要實現“物有所值”需要完善4方面措施：調整相關制度、加強政府采購從業(yè)者的職業(yè)化建設、完善政府采購評審方式方法、構建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姜愛華也認為，為實現“物有所值”，還應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如透明的采購制度的實施、以“物有所值”為導向的審計評估機制的建立等。“由于‘物有所值’重視的產品或服務有一定生命周期成本，在編制預算時，不能只考慮一年的投入，而應建立中期預算框架。”她建議。

此外，劉恒斌強調，“物有所值”制度目標的提出，并不意味著否認節(jié)約資金和規(guī)范程序的重要性。相反，當前規(guī)范程序、實現政府采購基礎目標依然十分重要。可以說，“物有所值”理念的引入，對我國政府采購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