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人馮友蘭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十四

一代哲人馮友蘭

李慎之：“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資中筠：“能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底蘊、對西方文化有透徹的理解，并把這二者融合起來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的人，在當代實在很少，馮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  

“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lián)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lián)大。眾人翹首以待的三校復員終于到來。校史上最后一次結業(yè)典禮后，全體師生來到校舍后面的小山，豎起了代表聯(lián)大師生情感與精神寄托的紀念碑。

“痛南渡，辭宮闕。……望中原，遍灑血。……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洋洋千余字的碑文，氣勢磅礴，文采橫溢，飽含著深摯的歷史情懷與愛國熱情。碑文作者正是時任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馮友蘭。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縣，6歲始學，10年家塾熏陶，后考取上海中國公學。正是在這里，這位未來的哲學家深深愛上了邏輯課并與哲學結緣。

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四年后考取官費留學生。這年冬天，馮友蘭在上海乘中國郵船公司的“南京”號海輪，駛向大洋彼岸，1920年2月初，正式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西方哲學，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在美時，“官費常闕，因多赴餐館做工，間亦至圖書館管理報紙，以謀生活”。其間，被杜威稱贊是“真正的學者材料”，這給了馮友蘭以莫大的鼓勵。

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馮友蘭即取道加拿大歸國，任中州大學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學系主任。次年，英文博士論文出版，獲哥大哲學博士學位。

1925年秋馮友蘭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年底應約北上，任燕京大學教授。自美返國后，馮友蘭一直以介紹、研究西方哲學為主，但在燕京受命開授“中國哲學史”，這一機緣對他后來的學術發(fā)展有著巨大影響。1928年秋，以友人羅家倫之故，轉(zhuǎn)至清華大學，為哲學系教授、校秘書長，仍授中國哲學史課程。上世紀30年代初，馮友蘭完成《中國哲學史》二冊巨著，陳寅恪作審查報告稱：“竊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今欲求一中國哲學史，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此書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重印多次，成為中國人學習中國哲學的標準教科書；英文版早在美國印行，而日、韓等國則大多直接以此書中文版為教科書。作為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經(jīng)典，這套書已為國際學術界所公認。到了40年代，馮友蘭又以思想學術之圓熟，作《中國哲學簡史》，深入而淺出，成為又一經(jīng)典。韓國前總統(tǒng)樸槿惠就曾說過：“在我最困難的時期,使我重新找回內(nèi)心平靜的生命燈塔，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的著作《中國哲學簡史》。”

西南聯(lián)大的8年，是馮友蘭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同在西南聯(lián)大的另一位著名哲學家賀麟，稱其為自抗戰(zhàn)以來國內(nèi)“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學家”。這期間，他先后撰成《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稱“貞元六書”，從而建成了中國現(xiàn)代最完整的哲學體系。

1930年起，馮友蘭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他辭去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1952年，因院系調(diào)整轉(zhuǎn)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

早在上世紀40年代，馮友蘭就想重寫《中國哲學史》，到了1960年，便以《中國哲學史新編》為題，開始重新撰寫。但僅出版兩冊，“文革”驟起，這一耽擱就是十余年。

從1979年起，馮友蘭以耄耋之年，每天上午在書房兩個多小時，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建議他直接從第三冊開始，但他堅持重寫。十幾年中，年老多病的馮友蘭輾轉(zhuǎn)于家與醫(yī)院之間，后來又耳目聰明俱失，但他堅持著述。女兒宗璞回憶，一次醫(yī)生檢查后他忽然對她說：“莊子說過，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我現(xiàn)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6月15日，馮友蘭終于完成了150萬字的著述。11月26日晚，馮友蘭安然辭世。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后的關于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要大放光彩！”

關于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的地位，學者李慎之有一句十分準確的評價：“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學者資中筠說：“現(xiàn)在經(jīng)常說西化和傳統(tǒng)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底蘊、對西方文化有透徹的理解，并把這二者融合起來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的人，在當代實在很少，馮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  

馮友蘭“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與人言緩而有條，不乏風趣；授課喜引笑話，頗見幽默。其平居也，無一日不讀書寫作，無一日不聞問時事，規(guī)律甚嚴而自奉甚簡。其于后學也，有問必答，平等待之，未始有厭容”。

在女兒宗璞的眼里，馮友蘭有些呆氣，也有些仙氣。馮友蘭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抗戰(zhàn)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徑鎮(zhèn)南關，馮友蘭手臂觸城墻而骨折。金岳霖一次對宗璞幽默地提起此事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qū)別是什么，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么。還沒考慮完，已經(jīng)骨折了。”其實馮友蘭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馮友蘭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閑逸的時候。1926年31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4個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上世紀60年代初，宗璞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后告訴宗璞說，那時他常常看見他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

馮友蘭喜歡收集舊兵器。他在自述中說：“我家里的上輩，有一代是習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遺留下來許多兵器，我小的時候常同堂兄弟們拿出來玩。家里有個護院的拳師，教我們使用這些兵器，所以養(yǎng)成一種愛好。”在昆明時，馮友蘭常去文明街的夜市淘舊兵器。后來，他將各式兵器共有619件捐獻給國家。

馮友蘭是愛國的，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西南聯(lián)大碑文里寫道，“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他曾撰聯(lián)“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墻，人謂“東銘”，與張載的《西銘》并列。馮友蘭引用《西銘》的末兩句：“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以此說明自己對待生死的態(tài)度，雖然風狂雨暴，他活得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塋聯(lián)，“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這聯(lián)現(xiàn)在就用甲骨文刻在他的墓碑背面。  

 （陽籍）

本報擁有此文版權，若需轉(zhuǎn)載或復制，請注明來源于中國政府采購報，標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