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士”馬寅初

知大師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二十二

“戰士”馬寅初

馬寅初：“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難，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難。”

馬思澤：“我爺爺的性格確實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種倔強，但通常他為人做事、撰文演講的風格很平實，很多時候又顯得詼諧幽默。”

1939年，馬寅初在《新華日報》等報刊接連發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后之復興經費》《對發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為我國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文章，并公開發表“我們要發國難財的人拿出錢收回膨脹的紙幣”等演講，說：“為了抗戰，英勇的數十萬將士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文人在后方無所貢獻，也應當不惜死于后方，把應該說的話大膽地說出來。”

20年后的1959年，馬寅初以長達5萬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刊登在《新建設》雜志上，反擊他因發表《新人口論》等文章遭到的批判。文后附帶兩篇聲明，其一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寫道：“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難，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難。”馬寅初因此成為人們心中 “不屈不忍”的一個戰士。

馬寅初（1882-1982），浙江紹興嵊縣人。1902年考取北洋大學，主修礦業工程。1907年官派赴美，入耶魯大學，3年后獲文學士，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院深造財政金融專業，1914年寫出題為《紐約市的財政》的博士論文，轟動當時美國的財政經濟界，并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級的教材。

1912年馬寅初在美加入國民黨。后來他常以老黨員自居，犯顏直諫。

1914年底，馬寅初回國，不久任北洋政府財政部職員兼中國銀行總司券，并在北大執教。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從1917年起，馬寅初任經濟、商學門主任，1919年成為北大首任教務長。

在北大，馬寅初主要講授銀行學、貨幣學、保險學、交易所論、匯率論等應用經濟學課程，這在當時是很新的專業，而引起國內朝野注意的則是他關于中國現實經濟的公開演講和文章，僅1920年至1927年他的演講就匯編出版了四本書，馬寅初因此贏得了很高聲望，成為民國時期的四大經濟學家之一，也因此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擔任了立法院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實際上，上世紀30年代初國民政府公布的很多商法，如交易所法、銀行法、工廠法都是在馬寅初的組織下通過的。

1938年，馬寅初全家流亡到重慶。1939年大后方經濟形勢急轉直下，惡性通貨膨脹出現。人民生活日漸艱難，一批官僚資本家則大發國難財。馬寅初公開提出征收發國難財者財產稅的主張引起社會極大關注，他在公開場合一而再再而三地抨擊政府，1940年12月，蔣介石終于下令將他秘密逮捕，直到1944年12月，62歲的馬寅初才得到自由。

新中國成立后，馬寅初先后出任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校長，并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從1954年至1958年，馬寅初每年都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深入城市、鄉村從事調研。他后來備受爭議而又最具影響力的《新人口論》就是在這一時期的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完成的。

1957年夏，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馬寅初就人口控制問題作了發言，7月5日《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他的發言，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論》。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帶動了對這個問題的一場討論，馬寅初也由此遭到報紙上的批判。但馬寅初堅持自己的觀點，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2月的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馬寅初還是作了《有計劃地生育和文化技術下鄉》的發言。這一年他也和往年一樣仍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基層調研。從山東、江蘇、江西、河南、廣東，再到海南島，一路上他都很關注批判他的文章，叫秘書收集各種報刊雜志。那段時間，北大校園里的大字報也是鋪天蓋地，甚至一直貼到他住的地方，但馬寅初既不怒氣沖沖，也不垂頭喪氣，看大字報時甚至面帶笑容。

1959年馬寅初刊登在《新建設》上的另一篇附帶聲明是《對愛護我者說幾句話并表示衷心的感謝》，文中說，“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他千方百計來營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參政，也是應他的電召而來。但是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真心誠意的勸告，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希望我的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不要把我拒絕檢討視為抗命。”馬寅初提到的這位朋友就是他一直敬重的周恩來。

1960年，北大大飯廳貼出布告，稱經教育部批準，馬寅初不再擔任北大校長的職務。1962年，81歲的馬寅初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下鄉調研。年輕的時候馬寅初就養成了洗冷水澡的習慣，但這一次卻受了風寒，并發展成肺炎。這場大病使他大傷元氣，從此他很少再出家門。

不能出門的馬寅初開始了他農書的寫作。他把宣紙裁成一條條的，用毛筆豎著寫，寫完以后一卷一卷地用漿糊接起來。他用3年時間寫了一百萬字，闡述他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些意見。但在文化大革命所謂“破四舊”時，這本書的手稿連同一些書信和字畫都被馬家自行銷毀了。

好在馬寅初還算平安地度過了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和宋慶齡、何香凝、華羅庚、邵力子等一起被列入受保護的愛國人士名單中，擬定這個名單的，還是他的好朋友周恩來。

“我爺爺的性格確實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種倔強，但通常他為人做事、撰文演講的風格很平實，很多時候又顯得詼諧幽默。”“爺爺個頭不高，臉型和體態均很圓渾，不像魯迅先生那樣有棱角，完全不像個‘戰士’。他將‘事’與‘人’分得很開。聽我父親講，在重慶時期，爺爺在各種場合撰文演講，猛烈抨擊四大家族發國難財的財稅政策，但同時又仍能與他們交往，所以在重慶大學的師生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爺爺舉辦60壽辰慶賀會的時候，孔祥熙也送來了賀聯。”馬寅初的孫子馬思澤說。

據說，馬寅初喜歡以“兄弟”自稱，而且不分場合，也不論對象的年齡大小、職位高低。

有一個說法。有一次在中南海開會時，馬寅初向毛澤東提出請求：“要‘兄弟’把北大辦成第一流學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澤東問：“你要怎樣的支持呢？”馬寅初說：“不要別的，只希望主席能批準，‘兄弟’點名邀請誰到北大演講，就請不要拒絕。”

有一個佐證。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舉行校長馬寅初就職典禮，馬寅初在致辭中說：“‘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努力完成我們的任務。”

有一個制度。在馬寅初主政北京大學期間，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廳舉行全校新年團拜會。新年鐘聲一響，馬寅初準時出現在全校師生面前，或因興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總是紅光滿面，必以“兄弟”自稱，向全校師生祝賀新年。  

（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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