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人物

【人間百態】

故鄉人物

■ 文猛

酒半仙

酒半仙沒有生命，他把生命溶解在酒中。

方圓幾百里中，只要有人家辦喜事或喪事，他一定前去。他不為賀喜或吊喪，他就是去喝酒，他的痛苦就是沒有醉過。

他自然送禮：紅布包袱中裝著半升玉米。家家一個樣，回回一個樣。早上，紅包袱挎在肩上，興高采烈。傍晚，背著雙手，把紅包袱捆在腰間，唱著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歌兒，讓紅紅的臉輝映著紅紅的霞色。

半仙同人家坐席，酒碗在八個人中閃出一條粗白線條來，酒碗經過半仙手中，白線條就斷了——酒沒了。那時的主人家都是一桌一瓶酒，不像今天能夠敞開肚皮喝，于是客人們只好悶悶不樂地吃飯嚼肉嘆氣。到后來，等到該開席時，瞅準半仙往哪席走，那席準無人敢去。半仙也不客氣，獨自一桌菜一瓶酒，傍晚回家照樣歌響步大臉更紅霞。

半仙能喝多少酒，無人試過。那窮餓之年誰家有更多的酒讓他試？但是半仙喝酒倒是喝出些風光，半仙能在哪家喝醉，哪家就會因為酒足大方顯得很有面子。于是大家都想半仙去，都希望半仙能在自家喝醉。不管是辦紅事還是白事，主家都暗暗比賽誰能讓半仙臉更紅，大家都專門為半仙備一小桌菜一大瓶酒，以至成為鄉村酒席上一大風景。如果半仙不光顧，主家就會既沒面子也不快樂，這便是山村人情哲學中的深邃之處啦!

倒是有一次鄉里酒廠廠長祝壽，廠長抱了一大壇酒，讓半仙喝個夠。半仙感激萬分，給主家又是挑水，又是劈柴。活兒干完了，半仙坐在院中，坐在人群好奇的注目中，折了一截翠綠的南瓜葉管，插進酒壇中喝了起來，直到壇中空——

那次半仙回家無歌。

今年五月，回到故鄉，路遇半仙。他著筆挺西裝，系一條紅領帶，提著兩瓶五糧液酒喜滋滋地走。憶及當年喝酒之事，且說愿請他到酒家喝個夠，他臉一下紅了，話也含糊不清——

他總算醉了！

阮老師

阮老師本不姓阮。他是脖子上有繩子印印的人(重慶土語，意為系來的，即隨母改嫁)，自從隨母跳過那道“火墻”(女人嫁第二次時必過此墻以燒晦氣)，他便跟著老漢阮青云姓阮了。

阮老師讀書很用功，從啟蒙班一直讀到初中，考入煤礦學校時，阮家窮得只剩下半邊瓦屋沒拆來賣。不過阮青云舍得為“系兒子”花錢。萬般無奈時背了家中那盤祖傳的石磨上街賣了，以湊足兒子上學的錢——可惜的是，阮老師沒有讀完中專，學校就關門了，回到家中成了一個不倫不類之人：說是莊稼漢卻無膀圓腰粗、勤耙苦耕的樣子，薅玉米草必將雜草連同黃豆苗一起“薅”掉，犁田必會扶不住犁鏵，讓犁鏵東倒西歪把一塊田啃得怪模怪樣；說是讀書人又無一紙半片兒來證明，也沒哪個單位來招聘。

于是，阮老師便成了隊上用來逗大家樂的人。比如隊長見大家干活干累了，便讓暫作記工員的阮老師出來挖一段地、犁一塊田出出洋相；比如安排阮老師牽牛拉豬去配種，讓他因不得要領而使喚不了牲口……

后來，村上辦一所小學，公社點名讓阮老師去教書，村里還給他買了一個小鬧鐘。從此，阮老師講課的聲音便響徹在青山綠水之間，加上上課、下課、放學全照著鬧鐘開展，這鬧鐘也成了全村人公共的一口大鐘。

然而，不到一學期，村里人就受不了啦!一是沒有人逗樂子，勞動時死氣沉沉；二是阮老師愛打學生，他每天放學都要安排一個學生回家做一支教鞭，以至于把離校不遠的小竹林砍光了。本著這兩條理由，外加村支書的女兒初中畢業也想當老師，便著重以第二條理由為名請回阮老師。

從此村里人又有樂子了，只是從這以后，村里不管誰悄悄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不一會兒就會傳到支書村長那里，并受到及時查處：張萬福在后山砍了一根樹用來上草垛，他扛回家還未來得及埋進灰堆，村長就揪住了他。楊大全挖了屋后隊上的幾根紅苕回來煮早飯，紅苕燒得半熟時，讓村長捉了贓。還有李二毛偷看村長媳婦屙尿、劉大財罵支書“狗日的”等等，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傳到行政長官們耳朵里而使當事人受到處罰。村人感到不解，犯事的幾家就湊了錢請支書村長喝酒，二位領導人經不起“酒衣肉彈”的攻擊便說了實話。

原來這一切全是阮老師告的密——

第二天，村上開大會，社員們一致要求阮老師去教書。從此村里又太平了。阮老師在學校照樣打學生，不過再沒安排學生回家帶教鞭了。同他一起教書的村支書的女兒上街給他打了一把鐵尺，也買了毛線給他織了一件毛衣。

第二年他倆就結婚了，學校也成了山梁上的夫妻學校。

聽說現在他們都退休了，教出來的學生逢年過節還去看他們哩！

土記者

“土記者”真名劉大富，寫得一手好字和文章。初中畢業那年，本地日報培訓通訊員，他背著鋪蓋卷剛回到家，村長就在喇叭中叫他的名字，通知他到市里日報社培訓。報社并沒封他為記者之類，只是發了幾本書、一本精致的印了報頭的筆記本，可大富一回到家，大家就喊他“土記者”啦!

從此，我們的土記者背著黃色軍用挎包，別著一支鋼筆，在浦里河畔那方青山綠水間，成了一處流動的鮮活的風景。

“土記者來啦”“土記者寫一段登登”之類的話語就像一朵朵浪花，開放在他所走過的田間村落，開放在他人生歲月里……

究其實，土記者在報紙上也沒登過多少文章，鄉親們并不計較，看重的是他是村上自己的記者。大集體時，隊上給他評工分，他四處采訪，采訪了就寫，寫了就給別人看，講給別人聽。至于寄給報社報紙登不登無所謂，反正張家兒媳把從娘家帶回來的糍粑煎得香香的給公公吃、李家把自家菜地的大南瓜送給五保戶、劉二毛偷樹罰款等等山村新事全村都知道。他自己就成了一張報紙，一張有聲的報紙。土記者也把報紙上登載的事情給鄉親們講述，仿佛成了山村的一扇窗口，鄉親們想說的話、想做的事通過這扇窗口亮出去，外面的世界又通過這扇窗口透進來。

土地包產到戶后，鄉親們你種一塊田，我種一塊地，很難聚在一起。這個時候，土記者又成了針線，在他四處奔忙中，把一塊塊家庭縫在一塊。這不，周青云家請鄉里農技員指導種西紅柿致了富、龔仁國上街買回一顆假珍珠受騙等等，土記者都記下來寫出來，即使報紙不登，可鄉親們卻知道得很清楚，該學習的學習，該吸取教訓的吸取教訓。

不久前，報社破天荒地通知農村通訊員開會，土記者也應邀來到。當這個滿頭白發的駝背老人出現在會場時，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土記者走上講臺，從背包幾十本筆記本中取出那本精致的印有報頭的筆記本，翻開有些發黃褪色的紙，喃喃地對同樣頭發花白的老社長說：“我想講一講這個!”老社長接過一讀，才知那本上記載的是他四十年前那次培訓班上講的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準則……

(作者系重慶市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重慶市萬州區作家協會主席，現任職于重慶市萬州區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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