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燭光

【散文】

遠去的燭光

■ 傅興奎

1978年初夏，剛剛恢復高考的中國，迎來了“文革”后第一次高中升學考試。雖然沒有人在我面前提出過明確的要求，但我心里明白，自己面前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無論如何也要考上寧縣一中。

麥捆躺在大場上，還沒開始打碾，榜示就出來了。姐告訴我：你是正取生里面第八名。我高興得差點沒暈過去。姐又說，正取生前頭還有三十名優等生，我一聽，情緒立馬像被霜殺了茄子一樣，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精神起來。

進尖子班的希望成了肥皂泡，好在我們二班也是成績靠前的快班，且帶課老師和尖子班的基本一樣，所以，郁悶了不長時間之后，我又變得釋然了。

開學典禮是在操場西邊的土臺子上舉行的，除了開學后的工作安排，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那就是為“文革”中受到錯誤處理的老師們落實政策，當王德泰校長宣布完為權禮等23名老師平反的決定時，全場發出了暴雨般的掌聲。大家心里明白，這些受迫害的老師，恰恰是校園里學識最淵博思想最活躍的老師。

重新回到教學崗位上的老師們迎來自己人生的又一個春天，剛剛入學的我們成了這個春天最幸福的受益者。

剛回到學校不久就被任命為校長的權禮老師是一個非常讓人尊敬的長者。他對教育有著自己的理解。記得有一次，我和班上幾個同學在教室里開夜車，讓學校的值周老師抓到了。第二天上操的時候被學校領導點了名，弄得我們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在熄燈后去教室里學習。過了一段時間，老校長到我們班上檢查自習時明確地對我們講：一般人其實都不是天才，要想取得好的成績，就得從勤奮開始，我贊成學習成績趕不上去的同學在課外學習，不開夜車你成績趕不上，再遵守紀律也是白搭。從此以后，我們再也沒有擔心過因為開夜車而受到學校的批評。

三十多年過去了，同學們每次聚會的時候，除了依戀那段時光之外，也特別懷念那些教育我們成長的老師。當年的那些老師當中，對學生嚴厲者居多，像當過我們班主任的米維泰老師、韓廷章老師、楊重禮老師，帶過我們俄語的李生輝老師，現在談起來大家仍然心存畏懼。米老師表面厲害，但從不算后賬。有次中考復習時，我和幾個同學在六角樓下面用青草撥著螞蟻在土里玩，當場就被老師踢翻在地，并且就地罰站了一個下午。1993年，米老師來西峰和我一起監考，當我談到當年他體罰我們的往事時，他一件都想不起來，只說當年的我們確實很調皮。

因為在文科班數學成績相對不錯的緣故，脾氣暴躁的楊重禮老師一直對我這個當學習委員的學生很器重，很多同學私下都說老師偏心眼兒。不料，在我去領高考通知書那天，楊老師對我的態度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子，他非常激憤地把通知書扔到我面前，然后責問我這成績是怎么考的。我從來也沒有想過，作為學生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跟自己的母校告別。時隔多年，一想起老師那種恨鐵不成鋼的神情，我就覺得無限愧疚。

相比之下，曹惠老師、張炳銀老師、王萬勝老師則要親和得多。高考的前一周上俄語課的時候，我們幾個從教室溜到操場上背政治，結果被曹老師揪著耳朵抓回到教室里。張老師是全縣有名的歷史教學權威，可他在我們面前從不擺架子，他寫的教案和粉筆字雖然形體很小，但看上去很有力道，他上課的時候喜歡背著手在過道里邊走邊講。王老師喜歡和同學們下棋，班上很多同學都找他較量過。有一次，王老師和我們幾個打賭玩，我們偷了他的一個炮和一個馬，最后還是輸了，得意的王老師咧著嘴直笑我們臭棋。

作為一個以中文為最終學業的普通學生，我對教過自己的幾位語文老師一直充滿了感激之情。楊西興老師是我的鄉黨，下放農村勞動時因為說書很受鄉人敬重。楊老師脾氣耿直，盡管經過了那么多的運動，但說話做事還是老樣子，這與他所擅長的古典文學很不相稱。楊老師上課容易受情緒影響，高興的時候，可以一連給我們背一節課的唐詩，一說起老師們的記憶力，同學們沒有不服他的。

高二第一學期，我們的語文課本變成了全國通用教材，語文老師也換成了教研組長孫仲明。孫老師是我在一中遇到的第一位用普通話講課的老師，他的惟妙惟肖的講述風格，讓我們真正領教了什么叫如坐春風。他漂亮的粉筆字一直是我們模仿的范本，直到現在我們很多同學的鋼筆字里仍帶有明顯的孫體風格。

當過戰地記者的陳于思老師性情一點也不像軍人，四川籍的他不管是說話還是講課總是細聲細氣的，因為他在寫作上取得的成就，同學們格外敬重他。陳老師脾氣很大，但很少給同學們發過。復讀班那年冬天，同學們在課間打雪仗，結果把雪球扔到了黑板和講桌上，看到教室里烏七八糟的樣子，陳老師非常生氣，站在講臺上把我們訓斥了半節課，此后，大家便很少敢在陳老師面前放肆了。

大抵是缺少氣氛渲染的原因，我們對陳老師純知識型的課文解讀法不是很適應，因此，陳老師上課的時候，打瞌睡的同學居多。于是，有同學就私下說，陳老師是茶壺里煮餃子，有東西倒不出來。十多年后，成了語文教師的我作為觀摩者，和同行們一起研討老師的公開課時，才算真正聽懂了老師的語文課。

回首那段時光，學習緊張，條件艱苦，卻并不影響校園生活的色彩。每天下午最后一節課是課外活動時間，也是校園里最熱鬧的時候，籃球、排球、體操、拔河，不管什么活動都有老師指導。在我們的心目中，所有的體育老師都有自己的絕活。黃啟民老師在木馬上做的體操動作，像燕子一樣輕捷和靈活；平時看上去有點駝背的王萬勝老師，一上排球場就像變了個人一樣活躍；吳伯孝老師的投籃動作經典而又準確。

在當時的一中校園里，最活躍的班級莫過于有特長生領銜的文科班。我現在還能記得高秀珍老師教大家唱歌時的情景，她婉轉的歌喉、優美的琴聲，把我們對音樂的熱情調動到了極致。在她的調教下，班上好幾個文化課沒希望的同學通過音樂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專業。

三十多年過去了，那些平凡而瑣碎的生活已經漸漸走向遙遠，可一旦我們打開回憶的閘門，往事就會像潮水一樣重新奔涌到我們的面前。那白墻青瓦的校舍，那一眼望不到邊的操場，那濃蔭蔽日的大槐樹，那彌漫著傳奇色彩的六角樓和福音堂，還有那些走向年邁或已經離開我們的師長，強烈而又深刻地刺激著我們的記憶，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寧縣一中已不單純是我的母校，而是我靈魂依偎的故鄉。

在一位朋友的散文里，我曾經讀到過這樣一句很經典的話：貧窮后來成為一盞燈?，F在想來，我們當時的校園生活確實不是非常豐富，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從來就沒有蒼白空虛過，就讓我們把它作為一盞燈吧，雖然是熒熒燭光，卻足以照亮我們每個人的一生。

（作者系甘肅省作協會員，現就職于甘肅省慶陽市財政局政府采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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