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柔性化將成為我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主要趨勢

【人物訪談】

趙勇：柔性化將成為我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主要趨勢

——訪國際關系學院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所長趙勇

■ 本報記者 馬金眈

沒有采購最便宜的商品，并不一定意味著腐敗，更有可能這是專業性決策的結果。國際關系學院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所長趙勇提出了柔性目標這一概念，他認為在柔性目標下，采購人會被賦予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使采購不再是一種簡單的程序性工作。沒有采購最便宜的商品，更可能是采購人通過了解市場，對需求、競爭、效率等多重目標進行權衡取舍，最后有效行使法律賦予其的定標權做出的決定。趙勇強調，柔性化將成為我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主要趨勢。

《中國政府采購報》：趙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您提出柔性目標這一政府采購價值目標，我們想知道柔性目標是怎樣的價值目標？為何您認為柔性化將是我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主要趨勢？

趙勇：柔性目標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目標實現方式，它采用非強制性方式，賦予采購主體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把組織目標轉變為個人的自覺行動。而它的實現程度只能通過主觀的、不可量化的指標進行檢驗。與此相對的剛性目標是我國政府采購制度建立初期的價值目標，它是以組織為中心的目標實現方式，通過建立嚴謹和嚴格的制度，采用強制性的方式來實現，并且比較容易通過客觀的、可量化的指標來檢驗的價值目標，制度建設初期以“公開招標率”、“節資率”等客觀、可量化指標對采購人和采購代理機構進行考核就體現出了制度剛性的特點。當前，我國正在進行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初期的價值目標已不適合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剛性制度成本高、收益小的問題已經在我國凸顯，政府采購制度價值目標由剛到柔的轉化是未來價值目標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以剛柔程度的變化為視角來觀察各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變化規律，則可以觀察到普遍的從剛到柔的“柔性化”現象。

《中國政府采購報》：關于政府采購價值目標，國外是如何設定的？對我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構建有何啟示？

趙勇：我曾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訪問，其間系統研究了美國的政府采購制度。美國對此無論是實踐、立法還是理論領域的探討都較為成熟，相關的分析及成果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工作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美國的相關研究，我認為可以歸納為多目標理論、三元鐘擺理論和進化理論這三類。多目標理論常涉及政府采購制度的九個價值目標，分別是競爭、誠信、透明度、效率、客戶滿意度、物有所值、財富分配、規避風險和統一性。該理論強調了政府采購目標的多樣性、復雜性以及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并且沒有哪個制度能夠同時實現所有這些目標，所以在設計政府采購制度時需要對目標進行慎重權衡。但是我認為三元鐘擺理論更具說服力，三元鐘擺理論將政府采購的眾多價值目標分為三組：第一組包含客戶滿意度、經濟性、效率性、物有所值和規避風險等；第二組包含誠信、統一、透明、問責和競爭等；第三組通常稱之為社會經濟目標，比如扶植不發達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保護中小企業、提倡購買節能或綠色產品等。該理論認為在美國政府采購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政策制訂的偏好在上述三組目標之間來回搖擺，政府采購中的腐敗現象使得加強管制的呼聲強烈，而加強管理又導致效率低下，提升效率則妨礙了社會經濟目標的實現。進化理論認為政府采購制度從建設、發生、發展到成熟，其價值目標是不斷進化的，即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在制度建設初期比較強調透明度、誠信和競爭，之后強調統一性，此后重視風險規避、物有所值和財富分配，未來則會提升行政效率和客戶滿意度。綜合梳理三個理論，我認為可以形成這樣一個概括：在制訂政府采購的價值目標時，不僅要注重其多目標性，也要注意政策在各組目標之間的來回搖擺，更要發現目標遷移的總體規律。

關于我國政府采購價值目標體系的構建，我采用不同于美國學者的視角，把諸多價值目標分為剛性目標、柔性目標和混合性目標。剛性目標和柔性目標我在前面已經闡釋過，混合性目標是介于剛性目標和柔性目標之間的價值目標。我國政府采購制度價值目標目前呈現出初級性、多樣性及剛性的特點。其中，初級性表現在初期的政府采購制度更加注重競爭而忽視需求，并且片面強調形式上的競爭而非實質上的競爭；多樣性則體現在我國在立法之初就將成熟政府采購制度才具有的價值目標引入我國政府采購制度中。從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采購價值目標的演化歷程可以推斷，在我國增加某項價值目標相對容易，但是將它剝離出去卻很難，因此多樣性將在我國長期存在，但是柔性化將成為主要趨勢。

《中國政府采購報》：建立柔性化的政府采購價值目標，需要哪些條件？

趙勇：這需要四方面的條件做支撐，即采購人采購能力的增強、采購人道德水平的提升、社會環境的優化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柔性目標之下，采購人被賦予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采購已不僅僅是簡單的程序性工作，需要采購人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熟悉采購對象的技術屬性、了解采購市場、熟悉法律法規和政策要求，從而對需求、競爭、效率、公平等多重目標進行權衡和取舍。不僅如此，更多的自由裁量權更考驗采購人的道德水平。同時，科學技術的進步能為建立柔性的采購制度創造更好的條件。

當前，信息技術領域的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正在突飛猛進。新興技術等使用即便不能完全消融不同價值目標之間的沖突，但也能有效建立目標之間更優的平衡點。如可通過大數據在需求與市場之間尋找平衡，大數據可幫助交易主體便捷地了解市場，合理確定需求，還可提高決策效率，實現對評標、定標權的有效再分配。另外，大數據技術可協助招標人合理確定競爭范圍、促進適度有效競爭。在大數據技術的幫助下，潛在投標人在報名或資格預審階段只需表達出競爭意愿，不必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準備資質文件等資料，確定競爭范圍后，只有適當數量、與項目匹配程度高、履約能力強的投標人參與實質性競爭。如此可降低交易成本，又能保證競爭程度，還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發現串通投標的線索或證據。這對于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提高我國公共服務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政府采購報》：您提到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為政府采購活動提供很多的幫助，那目前來看，我國政府采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大數據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建設公共資源交易大數據？

趙勇：目前我國公共資源交易數據散布于不同的數據管理系統中，大數據集成存在難度，跨部門信息資源共享與交換認識不足，并且由于缺乏統一的管理和規劃，導致數據橫向不連、縱向不通，成為一個個“信息孤島”。建設公共資源交易大數據應與參與各方取得思想共識，依靠單一部門建設大數據并不現實且價值有限，其次需要對公共資源的大數據進行分類管理，再以專業的人才為支撐，積極有效地推進。借助大數據這一有力助手，推動政府采購制度完成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正是新時代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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