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今高考分省劃線錄取溯源

【談古論今】

現(xiàn)今高考分省劃線錄取溯源

■ 劉年貴

高考是現(xiàn)今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渠道。高考因地區(qū)不同，其難易程度和錄取比率也就存在著差異。此現(xiàn)象并非現(xiàn)在才有，早在幾百年前的明朝就出現(xiàn)過。明初朱元璋時期的“南北榜事件”直接推動了按地域劃分錄取分數(shù)線這一制度的形成并付諸于實施。

洪武三十年（1397）春，朱元璋舉行了他此生中最后一次科考。為了顯示對此次考試的重視，特命劉三吾為主考官，白信蹈為副主考官來主持考試。劉三吾，湖南茶陵人，翰林學士兼東宮太子老師，《明史》贊曰：“三吾博學，善屬文。帝制《大誥》及《洪武范注》成，皆命為序。”且劉三吾與汪睿、朱善并稱為“三老”“國之至寶”。由此可見劉三吾在朝廷的地位和影響，也從側面說明了朱元璋對他寵愛有加，信任有加。

然而等三月初五放榜，從榜首宋琮到榜末的劉子信，都是南方考生，北方舉子竟無一人上榜！更讓人吃驚的是，后面的殿試將福建閩侯一陳姓考生定為狀元，這更激怒了北方舉子，他們認為主考官和副主考官都是南方人，有意偏袒南方舉子，“三吾南人，私其鄉(xiāng)。”朱元璋讓翰林院侍講張信復查考試，可是張信復查得出結果與前面一樣，這下引起了北方官員的不滿，他們誣告張信暗中勾結劉三吾，故意進呈北方考生的劣等試卷迷惑皇上。

朱元璋大怒，嚴令徹查此事，主考官劉三吾定為“藍玉余黨”，發(fā)配邊疆。白信蹈及復查官張信等一眾考官二十多人皆凌遲處死。陳姓狀元被問斬，給他和探花劉士諤所定的罪名是“不行明白，用筆批直，有惑圣覽。”所選貢士全部罷黜。

是年五月，朱元璋親自閱卷，選定了61名貢士。從第一名河北的韓克忠，第二名山東的任伯安，直至最后一名上榜考生，全是北方人，朱元璋有意讓南方舉子無一人上榜。這下總算平息了北方舉子們的不滿。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事件”，因其發(fā)生在春夏之交，故而又稱“春夏榜之爭”。

“南北榜事件”其實就是朱元璋在皇權政治直接干預下親手炮制的冤案，并非考官們徇私舞弊之舉。就拿劉三吾來說，此時已是85歲高齡，且位極人臣，“萬千寵愛于一身”，該有的榮華富貴已經有了，沒必要以身犯險。再說劉三吾本是茶陵人，而湖南只有一人上榜，于情理也說不通。更何況劉三吾品行端正，性格耿直，史書贊他“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jié)，屹乎不可奪。”他絕不可能干這齷齪之事。造成南方考生絕對優(yōu)于北方的重要原因是南方戰(zhàn)亂較少，經濟、教育遭受摧殘相對就小。根據(jù)相關資料統(tǒng)計，這種差距一直存在著，“明朝各科狀元共89人，其中南方籍的75人，占總數(shù)的84.3%”，就是洪武、建文、永樂各個時期誕生的進士人數(shù)，也是南方絕對多于北方。

基于這種狀況，楊士奇于洪熙元年（1425）向仁宗提出了南北分卷建議，他向仁宗皇帝建議當年會試：“取士不過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又在南北區(qū)之間加了中區(qū)，“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可是當年仁宗駕崩，此建議并未實施。直至宣德二年（1427），宣宗正式開始實施南北分卷考試，并將此作為明代科舉定例。

很顯然，“南北榜事件”無非是朱元璋借科舉籠絡人心，維護統(tǒng)治的手段而已，其理由有這幾個方面：其一，明朝建立之初，殘元勢力常常襲擾明朝北邊，加之當時有不少士大夫心念故元，不肯與明朝政府合作，以致出現(xiàn)了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以不忘故國也”。如果朝廷處理不當，這些士大夫就會與殘元勢力遙相呼應，里應外合，直接危及明朝統(tǒng)治；其二，縱觀元代政策，“各地選三百人赴會試，中選者一百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人。另外會試的三百人中，漢人和南人也是各占七十五名。”這相比明初科舉入仕，北方“漢人”在元代入仕機會遠遠大于明初，所以作為統(tǒng)治者的朱元璋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他也曾憂心忡忡地表示，“北方人士服屬于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并非真正“為國選才”。

當然，“南北榜事件”并非一無是處，它既籠絡了北方讀書人的心，又促使北方教育有了明顯的發(fā)展，“無地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guī)疊矩，無間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并且推動了明代科考分區(qū)選拔人才制度的確立。更重要的是，之后國家因地區(qū)差異，而制定不同標準和政策來選拔、任用人才。這也為當今高考分區(qū)命題和劃定錄取線提供了先例和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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