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向來蕭瑟處，最在“疑”與“不疑”間

【文化自由談】

回首向來蕭瑟處，最在“疑”與“不疑”間

——從蘇東坡的“賞疑從與，罰疑從去”說起

■ 張永軍

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舉考場，蘇東坡在策論卷第二段引用《左傳》的話提出論點“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后，編造了一段堯帝執法以寬的故事。這些文字，仿佛在宣紙落墨處投下了一枚枚思想的燧石。正、副主考官歐陽修和王珪?看到這行文字時眼前為之一亮，他們不以蘇東坡杜撰為哂，而是感慨其在儒家“仁政”理念底色中透射著法家“權變”謀略的鋒芒。而這種思想的張力穿越千年，至今仍在權力場域的褶皺里閃爍微光。

當青銅時代的禮器鐫刻下“刑過不避大臣”的法治銘文時，竹簡帛書上正流淌著“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的仁政墨痕。看似對立的儒法思想，在歷史長河中始終如陰陽雙魚般游弋纏繞。韓非子曾以“冰炭不同器而久”斷言儒法不可調和，但蘇東坡撰造的“賞疑從與，罰疑從去”，卻在儒法對峙的懸崖上架起了一座智慧的橋梁——司馬光看到“賞疑從與”時，必然想起《尚書》中禹舜的寬仁；而“罰疑從去”的決斷，又分明透著商鞅徙木立信的法治鋒芒。這種思想的交融在北宋士大夫群體中淬煉成獨特的治國之術：范仲淹一面推行“明黜陟”的考課新法，一面主張“厚農桑”的養民舊策；王安石變法時以《周禮》為旗，司馬光修史卻暗藏治術。這種剛柔相濟的智慧，在蘇東坡的治理實踐中更具象化——杭州浚湖時“以工代賑”的創舉，既暗合商鞅“利出一孔”的法治精要，又貫徹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理想。

歷史的烽煙里，權力天平上的“疑”與“不疑”往往牽動著生死棋局。鴻門宴上范增三舉玉玦而項羽遲疑不決，恰是“罰疑從去”的反面鏡鑒；劉邦拜韓信時擲印封壇的果決，則如“賞疑從與”的青銅注腳。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記載的“運籌帷幄不如子房”之論，道破了駕馭權力的核心機密——這種智慧不僅屬于帝王將相，更在士大夫的處世之道中淬煉成金。呂蒙正面對同僚詆毀時“宰相肚里能撐船”的豁達，實則是“罰疑從去”的生存藝術；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諫諍風骨，又暗含“賞疑從與”的價值堅守。當我們溯著蘇東坡的宦海沉浮逆流而上，會發現其“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超然背后，始終矗立著“疑則存仁，信則守義”的精神坐標。

當18世紀意大利學者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提出“無罪推定”原則時，他或許未曾想到這個現代法理基石竟與東方古老治術遙相共鳴。耶林所謂“刑罰鐘擺應在仁慈與嚴厲間平衡”的論斷，恰似“罰疑從去”在當代司法體系中的制度回響。而在太平洋彼岸，谷歌公司“20%自由創新時間”的管理試驗，本質上是對“賞疑從與”的創造性轉化——正如任正非談及華為激勵制度時所言：“要讓聽見炮聲的人呼喚炮火”。從商鞅的徙木立信到區塊鏈的智能合約，從《呂刑》的“刑罰世輕世重”到現代企業的KPI考核，人類始終在“疑”與“不疑”的辯證中尋找文明的最優解。

元豐五年（1082）的長江水依然東流，黃州東坡的月色卻早已浸潤千年。四十七歲的蘇東坡在赤壁磯頭頓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時，或許已預見千年后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正如他在《定風波》中寫下的“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當人工智能時代的算法洪流裹挾著古老的治術奔騰向前，“疑”與“不疑”的終極答案逐漸顯影：文明的航向從不依靠絕對的確定，而在承認不確定性的謙卑中，在“罰疑從去”的克制與“賞疑從與”的信任間，人類終將找到與混沌共舞的智慧。那些被江聲淘洗千年的思想燧石，此刻正在數字時代的星空下，迸發出新的火光。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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