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采頭條

誠信才是最好的投標文件

■ 本報記者 彭勇琪

中國政府采購網“政府采購嚴重違法失信行為記錄名單”統計顯示，今年7月，各級財政部門公布的政府采購嚴重違法失信行為信息記錄共104條。其中，供應商因提供虛假材料被處理處罰的情形占比過半。

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一直是政府采購領域的“頑疾”，部分企業的這種“投機”行為，嚴重踐踏政府采購的公平競爭原則。近年來，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行為整體呈現出花樣翻新、手段更隱蔽等新特點。為此，財政部等部門近期聯合開展的政府采購領域“四類”違法違規行為專項整治明確將供應商提供虛假檢測報告、認證證書、合同業績、中小企業聲明函等材料謀取中標的行為列為整治重點之一。

虛假材料的“七十二變”

記者調研發現，虛假材料的形式可謂五花八門，并且隨著監管手段的不斷升級，其偽裝伎倆也愈發隱蔽，不斷“進化”。

內蒙古自治區財政廳三級調研員王學惠向記者表示，常見的虛假材料類型包括：資質與資格類造假，如提供虛假的企業資質、從業人員資質、社保繳費資料等材料；業績與經驗類造假，如虛構項目業績、夸大服務能力，甚至偽造履行合同所需的設備或專業能力證明等；財務與資信類造假，如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等；技術與方案類造假，如技術參數或實施方案虛假陳述等；其他輔助性造假，如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或刻意隱瞞關聯關系等。

“難以核查的虛假材料通常具備兩大特征。”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成協中指出，一是需要跨部門、跨層級進行實質性的核查。評標委員會是臨時組成的，在有限的評標時間內，評標委員會缺乏充分的技術手段去核實投標供應商的中小企業類型、從業人員資質、社保繳費記錄等材料的真實性。二是缺乏統一、權威的公開驗證渠道。評標委員會無法判斷供應商的合同是否真實存在、合同金額是否被夸大、項目是否按時按質完成等，對過往業績的評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供應商的單方面陳述和材料提供。

深圳市政府采購評審專家程冬生揭示了他在評審工作中遇到過極具挑戰性的一類情形：有些供應商會提供看似真實的實驗室檢測報告原件，報告編號、公章、簽字一應俱全，但關鍵參數頁卻被內部人員替換篡改。評審專家只有通過逐頁仔細核對騎縫章或紙質紋理等細節，才能發現這種“高仿”材料的破綻。

“更隱蔽的是克隆網站的業績。”程冬生告訴記者，有些偽造的項目驗收公告鏈接往往會指向一個精心模仿的地方政府采購網鏡像站，域名僅與原網站差一個字母，極具迷惑性。必須人工細致比對工信部的網站備案等信息，才能識破偽裝。

“虛假材料的提供確實給接收單位造成了很多困擾，而且相當多的虛假材料也確實難以識別。”中招國際招標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尹德淳表示。

虛假材料為何屢禁不止

“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目的是謀取中標或圍標串標，讓特定的供應商中標。”王學惠說，探究其屢禁不絕的深層原因，需要審視政策、市場、規則執行與監管懲戒等多重因素交織形成的復雜“土壤”。

王學惠表示，一些旨在規范流程、扶持特定群體、推動綠色發展的政策，在實踐中頗受造假者“青睞”。例如，中小企業聲明函、殘疾人福利性單位聲明函、采購貨物中綠色節能產品采購政策的落實過程等，都是造假者較常選的目標。

采訪中，不少專家向記者感嘆，本是為了規范采購流程、扶持特定群體、推動綠色發展的利好舉措，如今卻被別有用心之人鉆了空子，化作刺向政府采購公平公正的“暗箭”。

“有些采購文件本身設置的不合理門檻，也是造假行為的誘因。”尹德淳在接受采訪時揭示了三類常見問題。其一，采購文件時常包含脫離實際的過高要求。比如，對業績金額、人員資質、設備數量等設定不切實際的高標準，使部分實力不足的供應商鋌而走險。其二，技術需求表述模糊不清。比如，設置帶有變相指向性的參數或提出難以驗證的承諾要求，這就為材料造假留下了操作空間。其三，政策執行有時存在僵化傾向。比如，將風險過高、明顯超出中小企業承擔能力的項目，強制面向中小企業采購，這種不合理限定導致部分企業采取造假手段。

程冬生認為，另一個關鍵壓力源是激烈的低價惡性競爭。他表示，企業之間的低價競爭同樣會導致造假行為頻發。企業為“活下去”，不惜偽造檢測報告等材料，壓低報價謀求中標，最終卻往往因造假而被投訴、處罰，陷入惡性循環。

從供應商自身策略來看，尹德淳認為，選擇使用虛假材料參與競標是其權衡成本、利潤、風險乃至違法成本后的市場行為。有些政府采購項目具有一次性、獨特性和風險性的特點，即使投標材料本身真實，中標后的實際履約也可能與投標承諾存在差距。這種不確定性有時為供應商提供了“冒險”的借口。

“事后懲戒乏力，違法成本過低，也會導致一些供應商有恃無恐。”程冬生認為，雖然一些企業因使用虛假材料而被處以“禁止參與政府采購活動1年”的處罰，但他們會通過關聯公司“借殼”的方式重返市場繼續投標，導致處罰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成協中表示，實踐中，即使按最高比例罰款，其金額也可能遠低于中標帶來的利潤。“禁止參加政府采購活動”的處罰，在實踐中往往存在地域限制。比如，一家企業在A省被禁入，但到B省仍可以繼續參與政府采購，或換個“馬甲”繼續參與。

采訪中，還有一些業內人士表示，評審專家被賦予的核心職責是依據采購文件和投標文件進行獨立評審和比較推薦，其權責范圍主要是對已提交材料本身的評價，因此往往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進行真實性的調查取證。

從“事后處罰”到“全鏈條防控”

“虛假材料在政府采購領域的出現，危害遠不止于破壞公平競爭。”程冬生表示，這導致誠信經營的企業因報價或材料“包裝”難以與造假者抗衡而逐漸被擠出市場，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

成協中認為，僅靠事后處罰很難解決好虛假應標問題。遏制虛假材料行為應將監管重心前移，從單純的事后懲戒轉向事前預防與事中監控。比如，采購人在發布采購需求前，要審查其合理性，以及相關要求能否反映項目的實際需求；在投標和評審過程中，要利用技術手段實時監控和識別異常行為；在中標結果確定后，需建立持續的履約監督和信用評價機制，確保中標承諾落到實處。

“監管要跟上，深化企業的誠信教育同樣不可或缺。”王學惠表示，要利用好政府采購領域“整、建、促”三年行動的契機，對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圍標串標行為展開重點整治，懲戒失信供應商，形成有力震懾。

如今，優化跨部門、跨地域的數據流動，打破信息孤島，實現數據賦能，已成為改革趨勢。對此，成協中建議，要建立“整體政府”的思維。一方面，要進行數據庫對接與實時核驗，建立政府采購平臺與市場監管、稅務、社保、司法等部門數據庫之間的對接；另一方面，可以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協作地區為試點，先行建設履約信息和既有業績的區域性共享平臺，積累經驗后逐步推廣，解決異地信息核查難題。

“誠信才是最好的投標文件。”程冬生認為，虛假材料治理需打破“企業造假—監管滯后—低價中標—劣幣驅逐良幣”的死循環。唯有通過“數據多跑路、專家真核驗、造假高成本、全國一盤棋”，才能讓政府采購回歸“優質優價”的本源，助力我國政府采購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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