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驅動數智時代政采變革

■ 陳天昊

國務院近期印發《“人工智能+”行動方案》，明確到2027年和2030年人工智能及智能體大規模應用普及的目標。尤為關鍵的是，方案將“AI+治理能力”列為深度融合的六大領域之一，直接指向了政務服務的根本性變革，其核心目標正是“打造精準識別需求、主動規劃服務、全程智能辦理的政務服務新模式”。這一頂層設計，不僅為技術發展指明了方向，更為未來政府采購市場劃定了清晰的跑道。

AI+政府采購的需求定位

從“電子化”到“智能化”的范式躍遷

“人工智能+”行動與我國持續深化的數字政府建設戰略一脈相承，其需求定位，在于推動政府職能從“電子化”向“智能化”的根本性躍遷。這意味著政府采購的需求，必須從購買孤立的軟硬件產品，轉向采購能夠重塑流程、賦能個體的整體性、智能化解決方案。具體需求可從內外兩個維度進行定位。

其一，對內需求：構建以“智能體”為中樞的協同治理新范式。

當前政府內部仍面臨信息流轉不暢、跨部門協同成本高等挑戰。AI的引入，旨在通過部署智能體（Agent）來重塑內部工作流程。這種智能體將成為每一位公務員的“數字化高級助理”，深度嵌入協同辦公與業務審批系統。它不僅能完成會議紀要自動生成、公文草擬與校對等基礎任務，更能通過學習組織知識庫與業務流程，實現跨部門信息的智能關聯與任務的自動化流轉。因此，政府采購的核心需求應聚焦于那些能夠打破“數據煙囪”、實現流程再造、為公務員個體提供強大賦能的智能化平臺，以此全面提升信息共享效率、組織協同效能與科學決策水平。

其二，對外需求：打造以“獲得感”為中心的主動服務新體驗。

傳統政務服務模式常被詬病為“人找政策”“流程繁復”。“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標是逆轉這一模式。通過構建由智能體驅動的一站式公共服務門戶，系統能以自然語言交互的方式，精準理解市民和企業的真實意圖，而非要求其掌握專業的政策術語。更進一步，智能體能夠基于市民的生命周期事件（如出生、入學、就業、退休）或企業的發展階段，主動規劃并推送所需的服務包，并智能化地對接后臺審批流程，實現“服務找人”與“免申即享”。因此，在政府采購對外服務方面，應明確采購那些能顯著提升用戶交互體驗、實現服務流程自動化閉環、并最終增強市民與企業“獲得感”的智能化服務系統。

AI+政府采購的市場培育

從“響應需求”到“引領創新”的能級躍升

一個健康且繁榮的供應商市場，是實現“AI+政務”宏偉藍圖的必要前提。政府精準定義自身需求，這僅僅是方程式的一半，另一半則依賴于一個能夠深刻理解并高效回應該需求的創新市場。當前，我們必須警惕并杜絕部分供應商以人工智能、智能體為噱頭，提供“新瓶裝舊酒”式的偽賦能解決方案。因此，以財政部門為核心的政府采購監管體系，必須承擔起積極引導和培育市場的責任，確保公共資金流向那些能夠為政府治理帶來真實效能提升、為社會公眾帶來切實獲得感增加的“真AI+”項目。這一培育過程，可從“軟法引導”與“政策塑造”兩個維度協同推進。

其一，善用軟法治理，以標準和測評體系為市場提供清晰“標尺”。

市場發展的首要前提是規則明晰。在“AI+政務”這一新興領域，探索制定行業性的實踐準則與技術標準，這是引導市場良性發展的第一步。這些“軟法”文件應為市場提供清晰的指引，內容涵蓋數據安全、政務倫理、服務規范、模型可解釋性及公平性等關鍵維度，為供應商的產品研發劃定合規底線與品質高線。

更進一步，必須建立一套面向具體政務場景的基準測試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是變“功能采購”為“效能采購”。傳統的采購模式往往只關注產品是否具備某些功能，而新的測評體系則要回答3個更根本的問題：該AI產品是否真正提升了業務流程的效率？它是否真正為公務員提供了決策與執行的賦能？它是否最終給公民帶來了更便捷、更滿意的服務體驗？通過量化與質化相結合的基準測試，可以有效甄別出市場上的優秀產品、淘汰劣質供給，確保財政資金的每一分投入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

其二，活用財政政策工具，以前瞻性布局主動塑造健康市場格局。

除了設定標準，政府采購本身也是塑造市場格局的強大政策工具。政府采購法第九條明確指出，政府采購應當有助于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目標。這一條款為我們通過采購政策前瞻性地培育優質“AI+政務”供應商，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

基于此，相關部門可研究出臺適用于“AI+政務”領域的采購實施細則或指引。例如，在采購項目中，可以對那些在服務算法、數據安全、模型對齊等方面擁有突出創新能力，并愿意與政府共同探索應用場景的供應商（特別是中小企業）給予適當傾斜。這并非簡單的產業補貼，而是通過應用場景的開放和早期市場的支持，主動培育一批既懂技術、又懂政務的“專精特新”企業，形成健康的產業生態。當然，在運用此項政策時，必須嚴格遵循《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的規定，確保程序的公開透明與市場的公平競爭。同時，對此類產業扶持政策的績效應建立定期評估機制，進行精準動態調整，確保政策目標的有效達成，真正發揮好政府在市場培育中的關鍵作用。

AI+政府采購的交易流程

邁向全鏈條的智能化與廉潔化“人工智能+”

AI在政府采購領域的應用，呈現出一種深刻的雙重賦能特征：它不僅是采購的“客體”，更將成為重塑采購流程本身的“主體”。這意味著，從采購需求的發布到合同的簽訂與履行，乃至后續的監管與爭議解決，交易的全鏈條都將迎來智能化的深刻變革。這不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對政府采購透明度與廉潔性的根本性加固。

具體而言，AI智能體將在交易流程的各個環節中扮演關鍵角色。

其一，在交易執行層面，實現采購人、供應商與中介機構的協同增效。

AI智能體可被深度嵌入招投標的全流程電子化平臺。對于采購人而言，智能體能夠輔助生成結構化、標準化的采購需求文件與招標文件，并對供應商提交的投標文件進行形式上的自動化初審。對于供應商而言，智能體可以智能解析復雜的招標文件，輔助其快速、精準地編寫投標文件，并實時提醒潛在的合規風險。對于采購代理機構，智能體則能自動化處理大量的程序性事務，如專家抽取、場地安排、評審過程記錄等，從而將專業人員解放出來，聚焦于更具價值的專業判斷工作。

其二，在交易監管層面，構建財政部門全流程、穿透式的智能監管體系。

財政部門作為核心監管者，可借助AI實現從“抽查式”監管向“全時全域”監管的轉變。通過賦予監管系統強大的海量文本學習與多模態視頻分析能力，AI可以自動監測招投標過程中的異常行為，例如，通過分析不同投標文件的技術參數與文本相似度，識別圍標、串標的潛在跡象；通過對開評標現場音視頻的智能分析，自動檢測評審專家的不當言論或違規行為。這種操作自動化、檢測智能化的新模式，將極大加強對公共資源交易全流程的有效監管，讓違規行為無處遁形。

其三，在糾紛解決層面，引入專業化智能體降低交易成本。

政府采購活動中，從質疑、投訴，到行政復議乃至行政訴訟等糾紛解決環節，往往耗時耗力。在此領域，可以引入基于垂直領域數據訓練的“政府采購法律事務智能體”。該智能體能夠為各方提供初步的法律咨詢，引導當事人遵循法定程序提交材料，并對案件進行初步的要素分析與證據整理。這不僅能顯著提升糾紛解決過程的自動化與標準化水平，更能有效降低各方參與爭議解決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從而降低整體的社會交易成本。

綜上所述，“人工智能+”與政府采購的深度融合，是一項涵蓋需求側牽引、供給側培育與流程側再造的系統性工程。要落實好這一戰略部署，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推進需求定位、市場培育與流程再造3大任務。這不僅是提升采購效率的技術路徑，更是以科技創新賦能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舉措。

(作者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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