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惡意投訴】

警惕“鉆程序漏洞型”惡意投訴

■ 陳煜

政府采購是重要的公共財政管理手段，對市場具有較強的調控和引導作用。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背景下，國務院辦公廳去年印發《政府采購領域“整頓市場秩序、建設法規體系、促進產業發展”三年行動方案（2024—2026年）》，提出要進一步暢通權利救濟渠道，做到“有訴必應”。但個別供應商卻利用程序性權利來謀取不當利益，并呈現出專業化、隱蔽化趨勢。

政府采購領域惡意投訴現狀

惡意投訴認定標準缺失,處罰力度與違法收益倒掛。《政府采購質疑和投訴辦法》（財政部令第94號，以下簡稱94號令）規定，投訴人有捏造事實、提供虛假材料、以非法手段取得證明材料等行為之一的，屬于虛假、惡意投訴。但筆者認為，94號令對惡意投訴的定義不夠清晰，構成要件也不夠具體，使得基層對于惡意投訴的認定存在爭議，間接造成處罰力度與違法收益倒掛。

目前，惡意投訴往往不涉及虛假材料，而是利用程序性瑕疵干擾采購進程，意圖拖延項目、阻止競爭對手履約。比如，某公司為某地政府網絡維護項目的原承建商，以新的中標人服務器“未完全符合GB/T 22239-2019”為由，在15天內連續5次發起投訴。經查，該標準為推薦性標準而非強制要求，但此舉迫使采購人延長澄清期，不僅造成項目延期近3個月，而且使采購人額外支出澄清費用達12萬元。

行政與司法銜接不暢，行業自律缺失。投訴人若不服行政主管部門判決，可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主張撤銷處罰。當前，針對政府采購投訴的訴訟案件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換言之，行政與司法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威懾力，助長了部分惡意投訴人的投機心理。比如，某醫療設備有限公司不服當地省財政廳對其惡意投訴的行政處罰，向2個市法院提起訴訟。N法院以“供應商在1年內3次投訴同類技術條款且均無證據，構成惡意投訴”為由支持處罰，S法院以“投訴理由雖不成立，但未發現偽造證據，處罰缺乏必要性”為由撤銷處罰。筆者認為，雖然部分地方的政府采購協會制定了投訴行為指引，但也僅僅能采取通報批評、建議慎用等軟性措施，導致行業自律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

技術防控體系建設滯后，部門數據互通存在壁壘。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全國統一的政府采購投訴處理系統，各省市現有投訴受理系統對重復性、模板化投訴缺乏智能識別。個別省市雖然建設了政府采購投訴平臺，但功能僅限于在線提交投訴案件等基礎交互，無法發揮智能化甄別、篩選等功能。另外，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與政府采購投訴數據庫尚未完全打通，數據推送存在延遲、錯誤等現象，無法及時觸發預警系統。比如，某環?？萍脊驹?023年5月因虛假檢測報告而被當地市場監管局處罰。同年8月，該企業在參與某市污水處理設備采購項目時，由于數據推送滯后，財政部門未能及時發現其關聯風險。

加強惡意投訴管理的建議

明確惡意投訴認定標準。在94號令基礎上，將主觀要件設定為單次投訴涉及3項以上非實質性條款，或1年內發起同類投訴≥3次；客觀要件設定為投訴事項經查證不成立且導致采購延誤≥15個工作日，或3次以上投訴事項經查證不成立，同時投訴內容與采購結果存在直接關聯的，判定為惡意投訴。同時，明確惡意投訴的司法認定規則，重點解決程序違法、實質損害、因果關系三大爭議焦點。

創新協同治理機制。一是法院對高頻投訴主體提起的訴訟實行實質審查前置，需提交第三方技術鑒定報告。二是設立階梯式處罰機制。比如，對于首次輕微違規的，處以警告或書面告誡，1年內不得參與同類采購項目；對于1年內2次違規的，處以標的額1%—3%罰款，3年內限制其參與政府采購活動并列入失信名單。三是強化行業自律。鼓勵行業協會對列入失信名單的企業實施“一票否決”，取消其參與行業評優資格。

構建智能防控系統。一是開發全國統一投訴監測平臺，設置語義分析引擎（運用BERT模型識別模板化投訴文本，對重復提交相似內容的主體自動標記）、時間軸預警（對在法定期限臨界點如開標前1日的集中投訴行為，實時彈窗提示）、關聯圖譜分析（分析投訴人股權結構，識別關聯企業協同投訴行為），從而提升程序性投訴識別的準確率。二是打通跨部門數據接口，實現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與政府采購投訴數據庫的實時共享，對失信方采取系統自動觸發政府采購投訴風險預警，以便財政部門提前介入審查。

（作者單位：浙江省玉環市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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