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辟法治政采新時代

開辟法治政采新時代

本報評論員

一個人怎樣待人接物，一個企業怎樣生產經營，一個公共部門如何簽字蓋章，說起來是良心上的事，但也是法治上的事。公權力的行使、政府與私人的買賣，更是如此。

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政府采購根植于市場經濟，又與政府用權、花錢、消費等息息相關，因而是法治經濟建設中備受關注的一極。值得肯定的是，我國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緊緊扭住立法先行、制度規范的原則，起步不久便踏上了法制化軌道。自2003年《政府采購法》實施以來，中央及地方共出臺9萬多項制度文件，涵蓋體制機制、執行操作、基礎管理、監督處罰等各個方面，將原本自由分散的采購行為關進了制度籠子，有效規范了政府支出行為和政府采購市場交易秩序，有力維護了國家利益和市場主體利益。

但是，制度完善從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法治建設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與其他改革類似，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在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網絡媒體描述的“燈下黑”現象。特別是近年來，部分政府采購產品價格高于市場價，被媒體貼上了“豪華采購”“天價采購”“花人參價買蘿卜”的標簽；“床垮垮”“黑心棉”“問題詞典”“殘次課桌椅”等事件，招致社會對政府采購質量的質疑；一些采購活動執行走樣、扭曲，被公眾質疑“潛規則”“暗箱操作”；在購買國貨、扶持中小企業等社會關注度較高的領域，“歧視國貨”“貪大求洋”的社會輿論不絕于耳。

這些問題無不提醒人們，政府采購法治的根基并非十分牢固，監管執行尚存在薄弱環節，規范采購的任務依然艱巨。在新的起點上推進政府采購法治建設，不僅是解決現實問題的不二法門，也是鞏固和擴大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成果的必然選擇。

法要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科學立法是善治之前提。客觀而言，《政府采購法》脫胎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缺乏立法實踐經驗積累，立法思想和具體條文或多或少帶有“移植”而來的成分，某種程度上可謂天生不足，在此基礎上的制度疊床架屋也難免會出現后天缺陷。改革發展到今天，自身的弊病、現實的問題、變化的形勢，都要求《政府采購法》作出調整，與實踐對接，與《招標投標法》銜接，與GPA國際接軌，順應發展變化，反映時代精神，為推進改革注入新的源頭動力。

法不是擺設裝飾的花瓶，也不是任人揉捏的橡皮泥，法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實踐中的問題，有些固然與制度自身缺陷有關，但更多的是出自法的執行層面。有的將法束之高閣，置身于程序和規定之外；有的以權壓法，人為干預釆購活動的開展；有的“扎扎實實走程序，認認真真走過場”，明處合法，暗地違法。更有部分地區，以創新之名，在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建設等改革中另起爐灶，另立一套監管執行體系，與法定原則背道而馳……在某種程度上，法的實施情況如何，直接決定法治水平的高低。在未來一段時間，進一步強化依法行政、依法采購，把制度規定不打折扣地貫徹到每一個決策、每一個項目、每一個環節，仍然是法治政采建設的主要任務。

法不會自動揚善懲惡，凡是法律觸及之處都應該有監督保障。特別是在簡政放權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強政府采購行政監督檢查、紀檢監察和審計監督、輿論監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形成法治的威懾力。同時，還需要最大限度地做到公開，主動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真正實現“陽光下的交易”。

法不只是躺在辦公桌上的工具，更應該成為頭腦中的一種信念。正如我們對整個社會群體的訴求一樣，法治、契約精神應該成為每一個政府采購管理者和參與者的共同價值觀，形成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辦事的一種內心自覺。

我們深知，國家法治進步可以使政府采購的基石更加堅固，生態更加良好，發展更為穩健。同樣，一個不斷在法治化進程中自我突破的政府采購，也能更好地促進國家進步，增進社會福祉。

我們由衷期待，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場國家治理領域廣泛而深刻的革命中，法治藍圖能真正轉化為堅定不移的信仰、細大不捐的制度、踏石有痕的行動、自發自覺的習慣，開辟出一個法治政采的全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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