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讀出兩個字：孤獨

【文學自由談】

他只讀出兩個字：孤獨

■ 楊光祖

安徒生出身鞋匠世家，祖父、父親都是鞋匠，而且是最低下的鞋匠，祖父精神還有點不正常。安徒生從小沒有玩伴，一生沒有知心朋友。無邊的貧窮導致了他心理的不健康，他很自我，喜歡炫耀，他說：“我要抓住榮譽，像貪財奴抓住金子一樣。”《安徒生文集》的翻譯者林樺說：“鞋匠兒子的出身是他終生揮之弗去的陰影。列夫·托爾斯泰花費了十年的時間解讀安徒生的作品。他只讀出兩個字：孤獨。”

林樺翻譯的《安徒生童話故事全集》里，他將《丑小鴨》特意放在開篇，他認為，這篇作品有很強的自傳色彩，是理解安徒生的一把鑰匙。

在這個世界上，安徒生永遠是局外人。他說：“我好像一塊沒有人要的墊腳石。”他恐懼死亡，精神也有一點不正常。他在日記里多次寫道“害怕瘋掉”。“我感覺我要瘋了。”“今夜我的瘋狂幻想又發作了。”“又感覺到了瘋的邊緣。”他甚至哀嘆：“上帝給了我創作詩文的幻想，但不是讓我成為等候進瘋人院的人！可是為什么這種頑固的想法總在攪擾我？”

我們閱讀歐洲那些文學大師的著作，其實里面都寫著兩個字：孤獨。準確地說，是絕望。中國的古典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等人，其實也一樣，只是呈現出來的形態有點差異，感覺似乎要溫和一點，飄逸一點，含蓄一點，骨子里，還是孤獨與絕望。現代文學大師魯迅，其孤獨、絕望的形態與歐洲大師很相似了。

古人說，病蚌成珠。哪一個幸福的人，會去寫作？心中沒有絕望、孤獨的人，誰會去寫作？寫那么多的文字為什么？當然，我這里說的是真正的寫作，至于那些碼字的、為某某而寫作者不在我談論之列。正因為這些內心極大的痛苦，帶給他們巨大的精神礦藏，他們不得不寫。安徒生說他的“內心有極豐富的材料”，他的“一生太短，不能用盡這份貯存”。

正因為如此，寫作者都有怪癖。明代張岱說，人無疵不交。是有道理的。德國作家本雅明酷愛收藏，他說，擁有一個圖書室是一種內在需求。他薪水微薄，生活拮據，但一直不停地買書，有時為此還得變賣家產。他喜歡卡夫卡，手頭就有一套卡夫卡全集的初版本。他說：“同對象建立最深刻的聯系的方式就是擁有這個對象。”有學者認為，他是個退居書房的革命家。本雅明從來不對書籍分門別類，他的書房都是極亂的，他認為隨意亂放書籍會給人帶來極大的樂趣。可能這是對的。我的一位老領導就說了，學者的書房都很亂。房間的雜亂更有助于培養思想。

畢加索的畫室也是如此混亂，他的墻上掛著一幅很大的雷諾阿的作品，已經卷曲。有人勸他收拾一下，畢加索說：“還是這個樣子好，因為那樣不久你就看不到繪畫，只看到個畫框。只有把它放在不適當的地方，才能更好地欣賞它。”

魯迅也愛收藏，他收藏的歐洲版畫、日本浮世繪、中國漢畫像磚等等，數量可觀，而且品質絕佳。這些收藏肯定與他的精神世界有關，與他的寫作有關。

正因為作家特殊的品質、習慣，他們內心世界的孤獨，他們才會有與世人不一樣的視角，他們才能有自己獨特的眼光。比如周作人，就很反感唐宋八大家，尤其韓愈。他多次撰文批評韓愈。開始，我也不理解，后來慢慢地懂了。沒有對韓愈的批評，也就沒有周作人的誕生。一個大作家是靠反對另一位大作家而完成自己的。這是文人相輕的另一個意義。韓愈瞧不起白居易的淺俗，兩人生前很少來往。黃賓虹的潛在的反面教材就是：張大千。沒有張大千的俗艷，就沒有黃賓虹的內美，和渾厚華滋。

周作人對韓愈真是深惡痛絕，多篇專門辟韓的文章，內容涉及面很寬，尤其對韓愈的道統，更是不遺余力:“他就成了正宗的教長，努力于統制思想，其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歡者正以此故，我們翻過來看就可以知道這是如何有害于思想的自由發展的了。”這里面有他對專制的痛恨。他甚至還攻擊韓愈的長相，頗有人身攻擊之嫌。比如，“他的尊容是紅黑圓大，唇厚，眼小如豬，我從前猜疑他好吃豬肉，身胖喜睡，后來看什么書證明他確實如此……”包括他的人品：“他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熱中躁進，頑固妄誕而膽小，干謁宰相，以勢利教兒子……”

周作人批評韓愈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有他的文學觀。他推崇質樸平實的文風，因此不喜歡韓愈“裝腔作勢、搔首弄姿”的“策士之文”。他說，韓愈比較古代大儒“氣象愈小而架子愈大。”他認為柳宗元文章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柳君為文矜張作態，不佞所不喜。”八十多歲他還寫了題目直露的《反對韓文公》一文。周作人反對“文以載道”的韓愈文統，目的是張揚“言志派”文學。他推崇公安竟陵派的文學主張和實踐，是因為他們的文章沒有架子，自由抒寫。他說：“正宗派論文高則秦漢，低則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門外道的目光來看，倒還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學的文章，現今的新散文實在還沿著這個統系，一方面又是韓退之以來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

大作家一般都有自己的偏見，但可能正是這種偏見，成就了他們。我一直很喜歡周作人《雨天的書》序二的一句話：“我近來作文極羨慕平淡自然的境地。” 這也是我人到中年之后極追慕的境界。他說，“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后來讀他的《談文章》，其中有一句話：“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態，犯時文章就壞了。”于是，更加明白了文章不要有“腔調”，一有腔調，就壞了。 周作人認為，魯迅的文章有時候也難免有腔調。

在這個技術復制的時代，大家都涌向五泉山（蘭州的一座小山），說那是世界最高峰，都在那里朝拜，獨有你一人知道珠穆朗瑪峰是世界最高峰，但你有沒有力量、膽量獨自走向萬里之遙的珠峰？因為你也知道，這一去，也可能死無葬身之地，甚至中道崩卒。即便你爬上了珠峰，并安全回來，但人家還是認為五泉山是世界最高峰，你去的地方子虛烏有，甚至懷疑你撒謊。你怎么辦？你有力量自足嗎？如司馬遷，如曹雪芹，如魯迅？

思想內化為血液，外顯為肉體，你才有力量走下去，暴風驟雨，風刀霜劍都無法動搖你，談何容易？我曾想寫一篇《司馬遷的力量從哪里來》，無法完篇，因為我就沒有力量。

康德說，天才為藝術立則。文學自然也不例外。什么是文學？其實，就是那些大作家的創造說了算。他們敢于挑戰一切，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從古人的文學成例中走出來。但這談何容易？所以，大作家總是那么少。

陸九淵臨終之時，手指腹部，慨嘆道，某有絕學在此，惜無人能承當耳。那真是一種大寂寞。

文學也是寂寞的事業。

（寫于蘭州黃河之濱幽篁古屋）

—楊光祖—

1969年生，甘肅通渭人，文學評論家、散文家、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委，魯迅文學院第五屆高級研討班學員。現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當代影視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出版專著《西部文學論稿》《守候文學之門——當代文學批判》《楊光祖集》。曾榮獲甘肅敦煌文藝獎一、二等獎，甘肅第十屆、十一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甘肅首屆黃河文學獎文學評論一等獎。個人小傳入選《中國作家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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