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經濟學

薛巍

有人可能會說，拿掉外在刺激，不會帶來更多的閑暇。“懶人做什么事都離不開金錢刺激。沒有金錢刺激，我們天生的惰性就會占上風，使我們感到無聊，患上神經機能病，酗酒。讀幾部俄國小說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要駁斥這種說法，只能訴諸信念了：如果工業的最終目的是懶散，如果我們勞動和創造只是為了我們的后輩能夠終日舒舒服服地看電視，那么如奧威爾所說，所有的進步都只是“瘋狂的奮斗，通向我們希望和祈禱永遠不要實現的目標”。我們驅使自己不停地做事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些事情值得做，而是因為不管多么無意義的事情都比沒事可干好。我們必須相信真正的閑暇的可能性，不然我們的處境就太令人絕望了。

另一個反思給了我們一些希望。人天生懶惰，只有收獲的前景能刺激他們去行動——人的這種形象是現代獨有的。經濟學家們把人類看做馱東西的牲口，干什么事都需要胡蘿卜或大棒的激發。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說人類面臨的問題是，用最小的努力最大地滿足需求。古代人不這么看。“雅典和羅馬的公民雖然在經濟上生產效率不高，但積極地從事政治、軍事、哲學和文學活動。為什么不以他們而是以驢子當做我們的榜樣？”

我們不能期望一個被迫、機械地使用時間的社會一夜之間就變得自由。但我們不能懷疑其可能性。羅素曾經寫道：“有一些閑暇會令人感到愉快，但如果每天只需工作4小時，人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現代世界確實是如此，這是我們的文明遭受的譴責，以前不是這樣。曾經人們有輕松度日、玩耍的能力，這些能力如今已經被效率崇拜抑制了。城市人口的快樂大部分是被動的：看電影、看足球賽、聽廣播等等。他們積極的能量全部被工作消耗了，如果有更多閑暇，他們還會再次積極地享受快樂。”由于休閑失去了其自發活動的真意，退化成了被動的消耗，我們便把工作當成兩種惡中較小的一個。波德萊爾在《私密日記》中寫道：“人必須工作，不是出于趣味，至少是出于絕望，因為工作不像享樂那樣無聊。”

經濟學家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和他的兒子、哲學家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想建立一門“充足經濟學”，認為經濟學不應該以稀缺為核心。

斯基德爾斯基父子認為，現代經濟學已經成了人們實現幸福生活的障礙。一本教科書說，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如何選擇用有限、稀缺的資源滿足無限的需求”。但經濟學家哈里•約翰遜1960年就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社會，但仍然在許多方面堅持像生活在貧困社會一樣思考和行動。”貧困視角和不惜一切地強調效率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曾經并非如此。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認為，我們天生對進步的渴望最終會超越自然與制度的限制。凱恩斯的老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幸福的物質前提，這一定義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把財富當做手段的觀念。在馬歇爾之后，經濟學發生了轉變。萊昂內爾•羅賓斯說，經濟學“研究目的與稀缺的手段之下的人類行為”。這一定義把稀缺置于經濟學的中心，且懸隔了價值判斷。經濟學研究的是實現目的的高效手段，對于那些目的經濟學家們并不發言。但我們應該相對于需求而非欲求來考慮稀缺。有三套房子的人的生活一點也不窘迫，不管他多么想擁有第四套房子。我們說他的房子足夠了，足夠滿足他的需求量。我們原則上都能夠把欲求限制為需求，問題是一個強調競爭、貨幣化的經濟逼迫我們欲求更多。經濟學家關切的稀缺是這種壓力人為制造出來的。相對于需求來說，我們的狀態不是稀缺，而是極大豐富。（摘自2012年第26期《三聯生活周刊》）